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类型学差异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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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类型学差异略论张世明•2013-06-1305:40:00來源：《光明口报》（2013年06月13口11版）在屮国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往往迅速崛起，建立庞大的国家，如同狂风暴雨，势不可挡，但又迅速由盛转衰，仿佛昙花一现般归于沉寂。所谓“胡无百年Z运”固属无稽，但游牧民族骤兴骤亡现象确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置身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学者回顾屮国传统农耕社会亦觉不易，对游牧社会缺乏感性认知，在理解上更隔膜一重。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不仅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方面具有明显差别，而且在土地所有权等法律制度方面也大相径庭

2、。由于在屮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曾长期对垒和融合，缺乏对其特色以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差异的深刻了解，对屮国历史的解释也很难准确全面。基于此，笔者希望践履多年前提出的“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主张，就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类型学差异略论一二。发展与周期与农作物产量以算数级数增长方式不同，人口、畜群的繁殖特点和规律中惯性力量往往很大。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其实是诗化的语言。农业生产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今年播种30斤种子，收获700斤粮食，明年播种30斤种子，可能收获800斤粮食，却不可能1000斤、1500斤这样增长

3、。但是，人口和动物的繁殖却不同，清代人口在康熙年间过亿后，在乾隆年间迅速增长到两亿多，到道光年间更是有了“四万万同胞”的概念。在游牧社会里，如果赶上年景一直顺利，水草丰美，六畜呈几何级数繁衍，牧民人口由于生活资料的富足也往往表现为同步增长。但是，这种生命繁衍的特殊机制往往成为导致游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所在。一旦外延扩大导致游牧经济“过热”，数量迅速膨胀的牲畜过度啃食，使草场处于超负荷状态，“游牧社会经济危机”就会到来,被大自然的鞭子所惩罚的吋间就会为期不远了。在草场负荷过垂、草原生态环境被破坏吋，游牧部落摆脱

4、危机的低成本的理性选择就是迁徙游移他方，而这也往往意味着激活彼此为争夺资源的战争，从而加垂社会危机，草原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呈现周期性的震荡，游牧社会剧兴骤落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此。农耕社会的生产周期是以一年为单位的，春播、夏耘、秋收、冬藏，而游牧社会的生产周期其实不见得如此。牲畜往往需要儿年才能长大，生产周期比种庄稼要长。而且，农业经济虽然在靠天吃饭的情况下极为脆弱，但是一年的自然灾害通常仅会影响当年的收成。往往今年旱潦有灾，明年却是大好年景，甚至自我恢复机制所需时间用不到一年。例如，在发生洪涝灾害时，一方面洪峰破堤漫塩,

5、冲村淹地，甚至“隔夜不找地界”，但另一方面，洪水过后，又因泥挟沙淤不粪而肥，地肥土润，其收必倍，谚云：“一麦抵三秋”、“一麦保全年”。在清代陈宏谋、孙嘉冷和方观承等人曾说到永定河之洪水泛滥善肥禾稼，所淤处变瘠为沃，秋禾所失，夏禾倍偿，一年之内即可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据张窖言，江苏运河一带的下河之地，本有以水为肥料之经验，如兴化县，地势最低，受灾亦最酷，“然千百年来，遇灾何止数十百次，而居民安忍其毒而不去者，甲年灾，乙年必大熟，得犹足以偿其失故也。”然而，游牧社会却是另一番景彖。在蒙古人称为口灾（即雪灾）、黑灾（即冬季无

6、雪而畜群在严寒中干渴的情况）降临之后,古老游牧生产方式的灾害承受能力如果一旦被突破，经济就会发生崩溃，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缓不过劲来。从年复一年的生产过程而言，农民种植的粮食可以储存较长时间。隋代广通仓贮藏的粮食在考占发掘出来以后还历历可见当初的胜景。但是，在游牧社会中，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畜产品的储存难度较大，牧民难以实现长期的持续的财富积累，不会像农耕社会中出现累世积谷而富的情况。土地与心态游牧社会所而临的自然资源分布格局影响到其以移动规避经济风险的行为模式，这种游牧经济与其权威性资源的配置具有密切关系。迁徙使得牧民群

7、体适应资源条件的允许程度或根据需要而分裂和重组，并伴随产生社会关系的变化。对游牧社会人群来说，迁徙不只是为了使牲畜在各种季节皆能得到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人们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包括权力掌控与阶级剥削）以及利用更广大外在资源的手段。这种迁徙很可能彫响到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其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在游牧社会中，牧民与牲畜相依为命，并形成特有的生命意识。由于资源匮乏且不具确定性，马背上的牧民不像农民那样把自己的人生和庄稼一道扎根在土地之中，出于生存的需要经常有跨越种种边界的行动，亦多半有能力进行这样

8、的跨界。牧民在许多情况下可谓对于政治权威可以真正实现“用脚投票”之人。由于需要因应环境变化，一起迁移的人群时大时小，因此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与人群亲缘关系也经常“移动”。此种“移动”表现在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相当有限或多变的领袖威权上，也表现在人群之共祖血缘记忆的变易上。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在所有权观念的演化与表现上相差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