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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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嫗变摘要：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孃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女宜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基于此，木文考察了唐代隐逸的流变轨迹，揭篥了唐代不同历史时期的隐逸风貌、文化蕴涵及其产生的历史动因。关键词：唐代；隐逸；以隐求仕；中隐隐逸是一种针对仕宦而产牛的行为，对士阶层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都有着广泛而深

2、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尚炽盛，它前踵魏晋名士风流，后开宋元逸士雅趣，其承前启后Z功不言而喻。唐代隐逸己开始由注重外在形迹的山林Z隐变为追求心性自由的中隐，是前代的忤世放达之隐转向宋代的仕隐兼通的重耍转按点。探讨唐代文人隐逸的姻变轨迹及其历史动因，对研究唐代士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价值取向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唐诗风貌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承继期：弃世与游世并存的初唐隐逸初唐具有蓬勃奋进的时代氛围，然而隐逸现彖却悄然兴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初唐隐逸主要依循两个方向进行：一是遁向田园之隐，一是宫廷中

3、的大隐。所谓大隐，就是虽在朝中为官却乂向往心性超越的出世生活的一种隐逸。前者以王绩的隐居为代表，而后者严格说来更多是一种标榜。如果说前者带有前朝的印记，是承上，那么后者则是具有盛唐特征隐逸的肇始，是启下。（一）王绩的隐逸无论从初唐的时代精神还是从王绩自身家学渊源来看，王绩都应积极进取，然而他却日渐走向酒醪的浪漫世界中，遁缩到个人怡然自足的隐逸牛活中去。他的隐逸更多带有魏晋名士风流的色彩，体现出对前代隐逸的因袭与过渡，因而王绩的隐逸不足以代表唐代隐逸的新特色，他更像是前代隐逸的延续者。据吕才《东皋子集序》载，王绩一生

4、三仕三隐。六代簪缨的世家出身和家学素养，使他早年也曾“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但隋末社会的动乱，使王绩第一次产牛了归隐的念头，“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叮正是这一时期思想的独特告白。李唐王朝建立后，在朝廷的再三征召下王绩出仕，但他在新朝两次短暂的为宦经历只是加剧了仕途无常心理的形成。“历数载而进一阶，才高位下”[2]的遭遇更使他彻底看淡世事，对人生采取旷达放任的态度，待无美酒佳酿可恋之时，他也就养拙辞官，结庐河渚，躬耕东皋了。王绩对前代隐逸的承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魏晋名士酒风遗韵的

5、偏嗜，一是弃世遗名的随缘自适。隐逸与饮酒是魏晋名士风流两大基本生活方式，王绩对此自觉沉迷其中。岀于对政治的戒惧心理，王绩效仿竹林名士的醉酒：阮籍生年懒，嵇康意气疏。相逢一饱醉，独坐数行书。（《田家三首》其一）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醉后口号》）在生知几口，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独酌》）其“糠砒礼义，锚铢功名”的行为方式与魏晋名士风度如出一辙。对时世的怨愤与牢骚使王绩耽于酒乡，以酒来消胸中之块垒，他的仕隐选择、写诗为文、隐居交友等或多或少都与“笃于酒德”有关。酒之于王绩是

6、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他自言：“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3]。《全唐诗》收录他的五十六首诗中,仅以诗题判明涉及写酒的就达三十首。他在《题酒店楼壁绝句八首》其五云：“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可见，王绩尽日昏饮的背后掩盖的是“谁知怀抱深”的孤愤和逃避现实的颓丧。除饮酒风习遥接魏晋风度外，王绩随缘自适的隐逸，也鲜明体现出对前代隐逸的继承。他主张“顺适无阂”、“纵心自适”，追求一种洒脱任性的隐逸生活。纵恣散诞的个性，弃世遗名的心理，使其隐逸多少带有颓废的情绪。（-）初唐的大隐之风初唐统治者频繁求访栖

7、隐者的行动确立了唐代礼遇隐士的国策。《旧唐书•隐逸传序》称：“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因而举朝上下对隐逸趋之若鹫。这一时期，大隐为世人所推崇，朝廷官员普遍把01居看作是大隐的最好方式。这些官吏置身庙堂处理烦杂的政务，但在休沐、公退或闲居时他们从不曾忘怀对山水的眷恋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卢照邻《山庄休沐》中的“兰署乘闲日，蓬扉狎遁栖”、李怖《和同府李祭酒休沐出居》中的“若人兼吏隐，率性夷荣辱”、徐彦伯中的《侍宴韦嗣立山庄应制》“鼎臣休浣隙，方外结遥心”等等，都表现

8、出诗人在01庄静默休憩时所感受到的进退白由余裕和心灵的超脱逍遥。初唐诗人不仅在自家园林中感受着这种惬意满足，而且在游赏同僚的园林别业时也对这种“朝携兰省步，夕退竹林期”[4]的大隐生活十分垂羡。张九龄在《骊山下逍遥公旧居游集》中就称赏韦嗣立“虽然经济日，无忘幽栖时”的散淡风范，李怖在《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中也人发感慨：“幽情遗级冕，宸眷瞩樵渔”[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