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士人隐逸心态及山水自然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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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时期士人隐逸心态及山水自然观形成魏晋,时期时局动荡、黑暗，人们在社会实践上难有作为，只好将注意力转向观念领域，因此有极丰富、深沉、细腻的精神生活。并且由于政治上的抱负难以实现，文人们便纷纷或直接或间接地选择了隐逸之路。魏晋时期虽然不少士人们选择隐居山林，但他们这么做却往往怀有不同的目的。《文选集注·招隐》题下注曾说:“隐有三种: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也，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1]也就是说，他将这些隐士分为求道之隐士、出世之隐士和诈隐（渴望入世）之士。不过由于当时士人们受到儒、释、

2、道多种思想影响，并不能将他们截然分类。例如葛洪是魏晋隐士的代表，他推崇“山林之儒”，[2]并明志曰: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乐饥陋巷，以励髙尚之节，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尽。非时不出，非礼不动。[2]可见，他将退隐山林作为修德保真的必要途径，为此他完全不惧怕隐居山林的艰险和困苦。他还说道:10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名不出户，不能忧也。……洪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2]面对生活的贫困，葛洪仍保持了对“无义”现象的批判态度。身居山林依然坚守作为士人的那份道德信条。除葛洪之外，管宁、戴逵、皇甫谧等名士也都看淡名利，只求增进修养

3、、渴望得道。西晋唐彬《临雍州下教聘处士》中记载:此州名都，士人林薮。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3]即是对这些固守道德情操的隐士群体的记录与赞美。10魏晋士人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分界在当时非常突出。如王坦之就对谢安有不少非议，温峤也曾问郭文说:“苟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郭文答:“山草之人，安能佐世!”[4]温峤侧重人伦责任、事功理想，郭文则表明顺应自然的超然心态，这与他们宗奉的儒、道信念有关。然而，魏晋士人的隐逸思想已更通达。葛洪说:“在朝者，陈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厉贪清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夫山之金玉，水

4、之珠贝，虽不在府库之中，不给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财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犹山水之物也，岂非国有乎?”[2]仕则尽忠，隐则养德，正是儒家隐逸与仕宦观念的集中反映。葛洪甚至认为，有些儒者隐居要比出仕的教化作用更大。他说:“令大儒为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则能陶冶童蒙，阐弘礼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韝鸾也?”[2]辛谧《遗冉闵书》也说:“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3]晋简文帝曾下诏说:“贪屈高尚之道，以隆协赞之美，孰与自足山水，栖迟丘壑，徇匹夫之洁，而忘兼济之大邪?”[4]又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5]就

5、体现了他结合山水之乐、庙廊之尊及济世之用的心态。10上述儒道相融的价值取向对魏晋士人怡情山水具有重要作用。潘岳因文名遭忌，外放任河阳令达十年，他在《河阳县作》其一中对山川景物的描写，[6]都成为他怀才不遇、渴盼入京的衬托和象征。然而当河阳令任满，他又转任怀县令，原本积极的心态转而变得消极。他《在怀县作》其二说:“宠辱易不惊，恋本难为思。……小国寡民务，终日寂无事。”这里已用《老子》“宠辱不惊”与“小国寡民”来作宽慰；“白水过庭激，绿槐夹门植。信美非吾土，秖搅怀归志。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等句中关于山水的描写，[6]则充满了落寞与感伤的色彩。潘岳由儒入道的心态转换，均通过诗

6、中山水意象所赋予的情感蕴涵展现出来，亦折射出儒家进取意识与山水自然观结合互渗的情况。这在其他士人那里也非常明显，如石崇《答曹嘉诗》《赠枣腆诗》以孔、老并提，陆机《赠顾交趾公真诗》以立德与蹈虚同举，诗中“沧海”“沂泗”“高山”“巨海”[7]等意象中既有儒家的价值理想，又有道家的出尘之志，在精神寄托和文学表现方面达到了充分的融合。尽管在魏晋玄风的影响下老庄思想对士人隐逸行为及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如陶渊明《和刘柴桑》说:“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7]又《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说:“行行

7、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7]正因为有对家人亲情的留恋，陶渊明才没有像“浔阳三隐”之一刘驎之那样选择绝世出尘的隐居方式，他的诗中仍充满融融温情，这与魏晋一些几乎为仙道诗别体的《招隐诗》截然不同。另外，湛方生《后斋诗》也展现了儒家伦理温情的一面，其称:“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匪远，可以长久。”[7]诗中描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