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外商内儒经世思想观之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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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观应外商内儒经世思想观之诠释陈培福PDF版编者按﹕郑观应，近代中国实业家，改良主义思想家。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文学、教育、法学、新闻等诸多领域，其思想曾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等人产生过影响，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本刊特登载有关郑观应研究的来稿，并拟继续刊登有关论著。宋朝陈同甫有句名言"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龙川集），这是众所周知的，它既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在学术上继往开来的精神，而且也是儒家任重道远的治世理念的概括。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间的性格

2、，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1这种"人间的性格"是入世的，它表现在对现实社会，民生经济与政治的关怀，而且这种精神也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此种关怀经由儒家内圣外王的一个连续性过程去落实与实践――即传统所谓的"经世思想"（经国济世）。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经世"一词的意思就是"治世"或"理世"（英文译为'statecraft'），2它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在援庄入儒以及历代大多数儒者的赞同下，"经世"之

3、被接受为讨论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安邦"理念的一个代名词，并且赋予它实践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意涵已是不争事实。3刘广京教授在论析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一文中，曾对"经世"一词做了下列的解释："经世"按通常说法，可以说是做官，但是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它的涵意远远不止是做官。"经世"还含有服务的意义――为国家人民服务的理想。它含有理想主义的目的，同时却十分注重实效――亦注重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富有成效的具体贡献。4据此而言，刘氏的看法较传统更具一层新的意义，那就是他提出了"服务意义"的议题，可作为近现代"新经世思想观"之论理基础。如此一来，"经

4、世"的入世价值一经确立，我们还必须返回孔子作《春秋》的时代去察看。《孟子·滕文公下》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孔子曾有"述而不作"之语（《论语·述而篇》），但作为一名救世者，他身处动荡变革与面对"礼乐崩坏"的时局，所以才刺激了孔子的著作。于是，由此而昭示了后世读书人，个人的政治理想与为国家人民服务的行为须因时而变。我们且看一则学者对"经世思想"的内在转变是受外在因素的刺激所作如下之论析：一方面，时代变局的压力，逼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此一变局所引发的种种剧烈变化，并且促使他们广泛地撷取历史经验，以探讨造成此一变局的原因；

5、另一方面，他们对变局因素的分析归纳，也是企图掌握住某种线索，以顺时代潮流。这点我们可以从后代经世思想昂扬的各个时期，如南宋的永康、永嘉，明清之际的儒者，鸦片战争前后和戊戌时期的公羊学派，甚至民初的西化运动等，都是面临到一个剧烈变动的时局中，可以印证。5如是言，则十九世纪之维新派当属于此时期之经世思想家。譬如洋务运动之倡导者曾、李、左等人都是怀抱经世致用的封疆大吏，而他们的幕僚中也不乏继承嘉道经世思想的人物。6李泽厚先生就认为"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有其直接的先行者。按其阶级基础、思想源流和理论形式，应该追溯到

6、十九世纪上半叶"。按李泽厚先生的分法，第一阶段有龚自珍、魏源与冯桂芬，第二阶段为七、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是郑观应，此外还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与陈炽，第三阶段殿后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等人。7综观上述之论析，郑观应之经世思想乃孕育于六十年代，成熟于七、八十年代，其忧患意识部分直接来自时代之刺激，其思想源于十九世纪初之经世思想家且有新的发展，开启晚清变法的新局面。这正是郑观应经世思想观之理论基础。8郑观应，一名广东香山的买办商人，由洋行买办到官督商办的实业家，因关心时局，暇时勤于思考，竟前后完成了三部探讨晚清积弊与如何走富国强

7、兵之路的著作：《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其中以《盛世危言》影响尤为深远。当我们翻开许多探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发展工商业、变法思想的专著，一般都认为郑观应是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然而，笔者认为把郑观应定位为一位经世思想家更符合其承上启下之意义，也更能体现其外商内儒的思想本质。之所以如此说，并非指他们之间有任何师承派别之关系，仅是根据他们的思路、文化价值取向做归纳分析之结果。9韦政通先生之《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编于论析十九世纪初经世思想之渊源与传承，曾就郑观应之政治改革有下列分析：针对要求国家富强的总目标，西学

8、、西政、新制教育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当然，这些思想自魏源、龚定庵以来，经过许多人点滴的努力，到郑观应才有汇总的表现。10既然如此，郑观应之"汇总"除了晚清时局的刺激外，其内在的理性思考乃继承十九世纪初期的经世学者是无庸讳言的。而郑观应在"西学、西政、新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