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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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王家范本文选取了传统社会特定时空范围内士大夫的一个历史断层，借以窥探明王朝倾覆前后，士大夫的心理及其历史命运。大明王朝，将传统的政治体制发挥到极致。因此，明之亡，很自然使"大明遗民"的反思，由"亡国"（亭林语，指一家一姓的政权）而进至"天下之亡"（民族、苍生）。反思所及，不可免地要将士大夫的灵魂也"拷问"一番。晚明社会与江南士大夫的科举官场角逐　　晚明江南的社会经济已跃居全国首位，成为唯一具有某种新气息的先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城镇的繁荣，为该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必说家有饶产的官僚、地主，即使仅有"薄田"十余亩的"力耕之家"，也都

2、勉力要让自己的子孙入泮读书，冀望他们"跳跃龙门"（1）。明代各地有府学、州学、县学以至社学、私塾，江南又盛行书院，实则都是科举预备学校。明一改宋元之风，多数书院转向科举，私学与科举并为一途，使人才培养更是走进了死胡同。江南各地拥有的生员总数无从统计。据顾炎武的估算，全国平均每县三百，江南繁剧大县，往往在千人以上。人数累增，充斥社会，被称为"三害"之一（2）。仅从方志所载晚明（万历后期到崇祯末）江南各地的举人、进士科第录看，蔚为壮观，史称人文荟萃。其中尤为惊人的，有些市镇在科第记录方面异峰突起，不让郡城县邑，可见科举已深入江南社会基层。正因如此，江南士大夫不仅在本地区举足轻

3、重，在全国政治生活中也呼风唤雨，掣肘朝政，非昔唐宋局促的情景。　　生员举子众多，在顾炎武看来，不是文化繁荣、国家有望的象征，反成了危害社会的公害。这不是很奇异吗？现在撇开亭林7/7先生的具体阐述不论，先从社会宏观的视角作一番考察。　　约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五的生员，应该是一种极可贵的人才资源。可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僚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观念，给生员安排的是"科举-仕途"的单一通道。这就使晚明约五十余万生员的价值指向极端单一化、一体化，局促拥挤于一路。举人、进士有限的员额与生员济济人流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产生了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人才过剩"。这是一种畸形的"人才过剩"现象。大量生

4、员屡被摈斥于仕途之外，又心不甘地"守株待兔"，以至皓首白发，长梦不醒。此种现象既成了文化教育的一种病态，又滋生为加剧政治恶化的病灶，滋长弥漫不及百年，士风、吏治恶浊不堪，竟导致了亡国灭族。顾炎武等痛心疾首，原因也在于此（《明季北略》所载李岩、宋献策的议论，印证了亭林所慨，可见亦为当时智者所共识。参前篇）。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殊的社会病症呢？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一体化所激发的一种"人才震荡"，它对社会的稳定起着类似第二热力学中"熵"的作用，制造着出各种于社会发展益少害多的磨擦与内耗。文化既不能独立于政治，获得自己的"人格"，又偏狭单调，科学技艺备受冷落，少

5、有人问津。于是，人才济济异变为"人才挤挤"，能量集中地冲着入仕的瓶颈方位奔去，必造成政治的高度紧张状态。　　首先，科举制度到晚明摧残和扼杀人才的弊端更显突出。无数士子的睿智才识被磨灭在诵读模仿场屋举业文章无谓的"功课"上，往往欲罢不能。他们不是受到"子母相权"投资性的精神污染（种下日后贪赃枉法的恶因），便因不能苟合而心理屡遭挫伤。昆山归庄与顾炎武，时人称之为"顾奇归怪"。从其天性而言，他们与举业本无"缘份"（照命理学的术语，谓之"伤官格"）。炎武仅至举人，也就撒手。归庄更惨，一而再、再而三地奔波于场屋乡试，屡举不中。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无可奈何地说："时势处此穷极，功名终未

6、肯灰心，尚有一路可走，岂肯安坐？"但想到仍有可能悻悻而归，便不寒而怵："到六、七月间，空复跋涉一番，终不济事，又枉费却十旬功夫矣。"如此三年一试，周而复始，终不见功效。最后只得悲叹道："然计及此，亦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勉强求生活路。"（3）归庄自负风流，磊落不羁，声称"周、程、张、朱之书束之高阁"，"生平胸怀极旷，志气极锐，意气极豪"，尚且如此，更不说一般醉心富贵功名的"俗儒"。"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恰好提示出科举制度下士子的穷途末路。中华民族蕴藏着的丰富的智力资源，这样单向地被消耗在科举场屋的暗室里，真是令人痛惜。　　明代一场乡试入举的无出百名以上，会试一场济济三榜

7、，也大致在二、三百左右，对全国五十万生员，无异杯水车薪，难解久渴。这就势必造成科举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现代社会是靠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激烈竞争而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国传统社会却由"科举-官场"的拼搏争夺而导致了种种政治黑幕与社会发展的滞迟僵化。虽也同可谓之"竞争"，那是异质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两种效应全然不同的竞争模式，形似而实异，很可感慨。　　到晚明，科场的竞争，已经不纯粹是个人间的命运之战，扩大波及为集团间的厮杀肉搏。为此，不能不涉及到文人结社的性质。晚明江南士大夫的结社之风极盛。治明史者对此屡有论列，前辈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