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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观察与思考2010年第6期职私通疆“后人口红利时代”的高职教育历史选择:瞄准新生代农民工熊惠平(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315012)摘要:人口红利与经济成长、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两个正相关性”,使得高职教育的持续的大发展正面临着瞄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口红利二次开发的新的历史选择。高职教育的培训教育是更着眼于中长期的、“能力本位”的发展式培训;其学历教育是高职院校区分于各类培训组织和本科高校的特色或优势所在;其引导教育则大大滞后,亟待以心理教育为突破口“突围”。关键词: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历史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中图分类号:G7lO文献标识码:A文章
2、编号:1674—7747(2010)06—0013埘新近闭幕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胡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广泛智力支持”,这对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己任的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在“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发展正面临着瞄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口红利二次开发的新的历史选择。一、人口红利与经济成长、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两个正相关性”人口红利是指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少儿和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而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上升(“中间大、两头小”的“黄金比例”),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
3、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相对富余的劳动力资源以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现象;而这一时期就是人口红利期。对于人口红利与经济成长的关系,其基本判断是:人口红利与经济成长往往具有一种正相关性,即丰裕的人口红利会助推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人口红利的枯竭也会招致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对这一问题的溯源,要从二元经济及其“刘易斯拐点”谈起。诺奖得主刘易斯基于其著名的二元经济论,深刻揭示了不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的最初经济增长主要靠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大规模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直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增长方式被迫转变,进入现代增长方式为
4、止。这种影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它是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那个时点。与“刘易斯拐点”相应的是人口红利:两者之间通常有正相关关系——拐点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渐失的前兆。这一点已得到实践发展的充分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即资本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结合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使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赢得“世界工厂”的称誉,实现了GDP近10%的经济增长,其中人口红利的贡献达到26.8%。然而,一份中国社科院关于“我国正由劳动力过剩
5、向短缺转变,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具体年份在2009年;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72.53%的峰值,此后转而下降”的研究判断,正警醒着越来越多的人。显然,2009年的这个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2010年“用工荒”(这里主要是指“民工荒”)的再次的、大面积的爆收稿日期:2010-04—25基金项目:宁波市社科规划课题“村改居后城市新居民的社会关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08JDQ03S)作者简介:熊惠平(1963一),男,湖北孝感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13万方数据珂Ri5a通疆2010年第6期观察与思考发就是最好的注脚。
6、其实,“民工荒”早在2004年就在珠三角首现并蔓延全国,不过那只算是一个小预警——2007年显现、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此掩盖了;而始料不及的是,危机稍转平缓后的2010年初,“用工荒”却以更猛烈的方式迎面袭来。尽管对于人口红利期是否真正结束,尚有争议【11,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用丁荒”或“民工荒”的出现是一个节点,它使人口红利的持续性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人口红利的二次开发难题亟待破解;它昭示着一个旧的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低(技能低、综合素质低)而廉的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劳动力时代的到来——新生代农民下在“十二五”发展或更长的发
7、展阶段中必将发挥生力军作用。一句话,中国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二、积极回应“后人口红利时代”的高职教育才能持续发展从而真正大发展综合分析上述人口红利与经济成长之间、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两个正相关性”,不难得出以下基本判断。判断一,在现今的“后人口红利时代”,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主导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演变为技术、人力资本和人口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技术开始决定人口增速与财富增速的差异,即财富的增长既依赖于人口的增长,更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如今,这种效应就更为显见。,判断二,“刘易斯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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