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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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一世紀》網絡版二○○六年二月號總第47期2006年2月28日經濟不平等的道德基礎──從兩種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周保松一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社會重視平等。民主制度揭櫫的是政治平等的精神，而政治平等則體現人作為理性的道德主體，不管人們的性別、種族、能力、階級等各種差異，均具有同等的價值與尊嚴，並應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與關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卻崇尚自由市場，鼓勵競爭，保障私有產權，並接受由此導致的貧富懸殊。民主社會遂面對一個巨大的張力：怎麼可以在政治及社會領域努力追求平等，在經濟領域卻容許甚至鼓勵差異？到底這是因為兩個領域性質截然不同，抑或是對於人性自私的一個不得已妥協？如果

2、是後者，經濟不平等便沒有道德基礎可言。如果是前者，我們要麼指出，某種形式的經濟不平等和人人平等的道德理念之間完全沒有衝突，要麼便論證，經濟不平等體現了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價值，足以凌駕平等的訴求。我相信，這是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任何政治理論都必須回應的問題：從道德的觀點看，甚麼樣的經濟不平等，才可以被接受？本文將比較右派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及左派自由主義（liberalism）對此問題的看法。它們都接受經濟上的不平等分配，但接受的程度及背後的道德理由卻完全不同。我將指出，右派自由主義的「自由論證」及機會平等論證，並不能為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辯護。而羅爾斯在《正

3、義論》（ATheoryofJustice）中提出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Principle），雖然嘗試從人人平等的理念出發，推導出只有在對社會中最不利的人最有利的情況下，經濟不平等才被允許，但他的理論內部仍然面對重重張力1。在討論這兩種理論之先，我將先簡略批評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觀點。二效益主義認為，當一個社會分配能極大化整體效益時（效益可被定義為快樂、欲望的滿足或個人偏好），該分配便是公正的。效益主義體現了某種平等觀，因為不管社會地位高低，每個人的效益均只能被計算一次，然後將其相加，產生最大淨值的便是道德上正當的。單就效益原則本身而言

4、，我們很難確切知道甚麼樣的分配制度才最能達致效益極大化，因為這須視乎各種具體的經驗條件而定。事實上，很多論者相信，效益原則會傾向支持福利國家，因為根據邊際效益遞減定律，同等數量的財富對窮人產生的邊際效益，遠比富人高得多。因此，一個較為平等的分配所產生的總效益，應較不平等分配大2。效益主義者如何可以為資本主義引致的不平等辯護？他可以訴諸的理由，主要便是人的利他動機有限3。例如徵收累進稅到某個程度，那些在市場上競爭力強的人，便會沒有動機努力工作及投資，從而令得經濟增長放緩。但自利不是效益主義者應有的動機。作為一個利他主義型態的理論，效益主義要求人們從一個公平無偏（impar

5、tial）的觀點看待人與人的關係，並具有極強的普遍性的仁慈心（generalizedbenevolence），時時以促進整體利益為己任4。因此，如果經濟不平等之所以必要，並非基於道德理由，而是對於「人性自利」這個動機假設的一個不得已妥協的話，那麼效益主義並不能為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提供道德證成（moraljustification）。三右派自由主義較效益主義更樂於接受經濟不平等，因為它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支持私有產權，反對財富再分配及社會福利。所謂小政府，是指國家除了為維持國防治安等開支而向國民徵稅外，任何未經個人同意的財富轉移，都不容許。所有貨品服務均由市場按供求決定，政

6、府不應提供任何醫療福利、失業保障以及老弱傷殘援助，甚至連學校、圖書館等也不應由政府興建5。這樣一個貧富懸殊、階級分化、老弱無依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何吸引之處？右派自由主義主要有三個不同論證：自由論證，機會平等論證以及自我擁有權論證（righttoself-ownership）。這節我將集中批評自由論證，後兩個論證則會在討論羅爾斯時觸及。「自由論證」認為，自由主義最重視的價值是自由，而一個保護私有產權的競爭性市場是保障及促進自由的最佳制度。沒有市場，沒有私有產權，便沒有選擇自由，甚至沒有政治自由6。而自由與平等是兩種不相容的價值，多一分自由，便得少一分平等。如果政府以平等或社

7、會公正之名干預市場，又或通過累進稅或其他方式重新分配財富，便會侵犯個人自由。右派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最為重要，因此由市場競爭導致的經濟不平等，無論有多大，也是道德上允許的。這種論調極為流行，認為右派重視自由，左派強調平等，既然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取捨自然難免7。我認為這種說法不成立，因為自由左派可以較右派更重視自由，同時資本主義不一定是最有效促進個人自由的制度。所謂資本主義能極大化自由，可以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說它能極大化整個社會的自由總量（論旨A）。這其實是效益主義的結構：自由是人人最想要的，如果一個制度能極大化自由的總量，那便是最合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