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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经济哲学·3现代西方经济正义理论的演进及其启示乔洪武柳平生经济正义一直是经济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际,它再次成为我国现实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在辨析现代西方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野,推进公平和效率问题的研究。一、福利经济学的经济正义理论古典功利主义主要包括自利选择原则和最大幸福原则,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幸福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每一个理性人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幸福,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总和。功利主义在西方近代伦理
2、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福利经济学的经济正义理论深受其影响。旧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C.Pigou,1887—1959)在研究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时,提出了著名的两大福利命题:“第一,对于一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满足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于穷人会使满足增大。”(Pigou,1951,p.293)如果我们从第一命题出发,就要增加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就应当增加社会产量和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里涉及到经济效率问题;如果从第二命题出发,就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就应当实行收入均等化,这里关乎经济
3、公平问题。那么,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该作怎样的权衡呢?虽然庇古自始至终坚持“收入分配愈平均,福利愈大”的基本观点,但是他又认识到,公平和增长之间的确存在抵触:如果对穷人的转移支付“超过资本家的投资和积累,那就会使有钱人被搞穷了,穷人到头来反而吃了亏”。(转引自厉以宁等人,第44-45页)庇古还认为,促进分配公平最终是为了提高效率:“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适当数量的资源从较富的人那里转移给较穷的人,并把这些资源投资于穷人,以便尽可能地使他们更有效率,那么这些资源由于增强能力而在额外生产上所得到的报酬率,会大大超
4、过投资于机器厂房的通常的利息率。”(Pigou,1932,p.747)庇古指出,依赖某些领域的技术效率将能自然地实现国民福利的均等化。比如,“即使(贫富)两个集团所掌握的购买力数量不变,也就是对生产资源的支配能力不变,也有可能出现使穷人得到好处和富人受到损失的情形。这种情形在如果穷人的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技术得到改进,而富人的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技术变坏了的时候会发生。”(同上,p.88)可见,尽管由庇古所开创的旧福利经济学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的确为促进福利总量的公平因素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但它暗含着偏爱效率的倾
5、向,这又为后来新福利经济学批评和抛弃收入分配问题埋下了伏笔。1935年,罗宾斯(L.Robbins,1898—1984)提出人际间效用不可比的观点,并以此质疑旧福利3本文系乔洪武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成果之一。·106·《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经济学建立在货币边际效用相等基础上的收入均等化理论,主张经济学家要保持价值中立,不应该作出任何政策建议和伦理评价。罗宾斯认为,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不能证明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会增加总满足,因为“没有办法比较不同人之间的满足”,而财政
6、转移手段也只是“对道德原则的有趣发展,而并非产生于纯理论的实证假设”。(罗宾斯,第114-115页)在罗宾斯看来,“有助于增加平等而又不损害生产的活动⋯⋯是任何科学经济理论所不能证实的。”(同上,第111-112页)在经济分析中作出“经济的”或“不经济的”的判断是不允许的,减少不平等的目的也是一种“虚妄的目的”,经济学和伦理学“这两个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同上,第119-120页)罗宾斯的此种观点得到其他新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希克斯(J.Hicks,1904—1989)、卡尔多(N.Kaldor,1908
7、—1986)和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1910—)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进一步明确提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只有经济效率才是最大福利的影响因素。新福利经济学家运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Pareto,1848—1923)早在1896年就提出的“最大偏好状态”理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完整的数学化论证,先后提出了以帕累托最优为基础的多种判断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他们论证,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体系满足了这个状态所具备的条件,即交换的最优条件、生产的最优条件以及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那么该
8、社会的资源配置就达到了最优化状态,这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所有的帕累托改进都不存在,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的福利状况变坏。正是在此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都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经济福利的总和达到了最大量。但由于个人间效用是不可比较的,因此,再分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增加效用和。由于满足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太过苛刻,于是,卡尔多按照帕累托最优的论证方式,提出了卡尔多标准。卡尔多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