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社会整体利益观解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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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法社会整体利益观解读下　　三、市民社会神话与经济法困境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更新了传统的‘人’的概念，赋予了人以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市场经济本身是崇尚个人本位与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使个体意识得到蓬勃发展，产生对个体利益的强烈要求，并上升到个体主义的层面。而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完全，个体主义的自由市场竞争的弊端尚未充分得到展现，而整体主义的国家干预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市场经济对经济法的要求也就并非如西方一般迫切。而加之过去整体主义的过于强大和个体主义的长期缺席，则更使得“矫枉必须过正”，人们对各种形

2、式的整体主义都怀有本能的高度警惕，而对个体主义则充满好感，倍加推崇。两方面合力之下，个体主义思想开始逐渐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思想。　　个体主义的思想深刻地蕴涵于市民社会之中，因此，基于个体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中国构建市民社会的理想被广泛地认同。有学者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就是要使‘民法’还原为市民法或私法。”又有学者提出，要“通过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化进程(小政府，大社会)，来实现权力、权利和义务的有效配置……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所谓市民社会，是对立于政治国家而存在的一个私人自治领域，其构成的

3、个体单元，不是政治国家中的公民，而是“私人”。对于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私人”，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样，市民社会中的人就脱离了具体的、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而进入抽象的、一般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人在抽象的关系中获得了抽象的人格，“生物人”的物理性质、“精神—道德人”的个性差异、“生活人”的多样性需求，全都被抽离出来而使人成为了纯粹的经济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基于经

4、济人的理性判断而做出的，即使是满足他人福利的行为，也都是从满足自己的目的出发的。在由经济人组成的市民社会中，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人的理性，寄望于人们对自身的自由与利益追求的自我节制，即通过所谓“人人自私，则人人不能自私”的威胁以控制个人的行为。因此，在市民社会中，根本性的法律是充满自治精神的授权性法律-民法，民法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关系，并庇护市民社会免于政治国家的干预。个人在市民社会中应享有广泛的自由，国家只能保护而不得侵犯这些自由，对自由的限制也应由市民社会的根本法-民法来规定。这种理想的市民社会不需要经济法，既然如此，当代中国如果要构建“社

5、会主义市民社会”的话，也不会给经济法留下它的生存空间。　　市民社会将经济法逐出了这座“神殿”，然而在事实上，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神话。作为市民社会根本法的民法，将作为市场主体的人视作一个完全懂得行使自由意志的理性的权利的动物。而事实上，市场主体并非完全的理性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奥利弗?威廉姆森就认为，他们追求的只是自身最满意解而非最优解。否定了对经济人理性的虚幻假定之后，市民社会的天国神话亦随之破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念所导致的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经济领域间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

6、富悬殊，因少数垄断的出现而导致的通过经济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控制，都构成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极大破坏，而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中叶，市民社会就因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发展，连同私法一起陷入空前的困惑与混乱之中，政治国家为了避免与市民社会一同毁灭而不得不突破了自己与市民社会泾渭分明的界限而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之中。当国家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和提供公共产品而在经济中稳坐半壁江山时，市民社会也就不得不让位于新兴的“经济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重塑政府”(reinventedgovernment)运动，政府公

7、共服务趋于社会化、合同化，公共管理日益经济化、平等化，标志着“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市民社会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陈迹，经济国家的时代已经到来。　　既然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到经济国家的跨越，那么，从来没有建立过市民社会的中国，更不必回过头去补上这一课。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如果中国基于市民社会的美好理想而模仿西方，在已经部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上重建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市民社会，恐怕会成为邯郸学步，其结果将是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动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从而在中华民族

8、发展史上留下难以挽回的损失与深深的遗憾。我们所应该做的，是从市民社会的天国回到地上，完成时代性的跨越，构建现实中的经济国家。这时，我们将会发现，经济法有着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