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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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沫若与楚文化【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原刊地名】杭州【原刊期号】199803【原刊页号】114～118【分类号】J3【分类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199807【作者】梅琼林【作者简介】梅琼林，男，1963年生，副研究员，湖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武汉　430071）【内容提要】本文揭示了楚文化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从文化原型与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成与流布追溯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泛神论倾向，探讨了历史剧的“失事求似”原则与楚辞乃至楚文化的精神关联，寻绎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背景

2、下郭沫若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从学术史角度论证了郭沫若对屈原否定论的批判以及半个多世纪的楚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关键词】泛神论/太阳崇拜/文化原型/屈原否定论【责任编辑】王立嘉    郭沫若是南方长江流域楚文化孕育出来的伟大学者和诗人。他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一辈子都与楚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深层联系。而楚文化则是一个巨大的魅力无穷的远古文化原型，对郭沫若的精神个性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和发展的基础。在郭沫若著作谱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楚文化相关的：诗集《女神》、《星空》，剧作《屈原》，还有几乎延续了半个世纪

3、的楚辞研究活动的学术论集《屈原研究》，都可以视为对楚文化这一巨型文化原型的一再反顾和多重审视。通过这些作品，郭沫若不仅以一种历史追索的理性精神研讨了楚文化的存在本源，澄清了这一文化领域的重大历史疑难，而且还以诗人的敏锐发掘了楚文化系统中包孕着的不尽生命力量，给二十世纪新诗发展提供了一种无尽的创造性潜能。本文从郭沫若与楚文化关系这一维度出发，系统地论述郭沫若这一文化巨子存在的文化原型作用，并对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视角。    　　一、郭沫若早期诗歌与楚文化精神    郭沫若首先是作为一

4、个极富创造力的诗人走入文化视野的。他的早期诗歌尤其是“五四”前后的新诗，以一种狂飙突进般的气势和奇幻的美学特征开创了新诗的浪漫主义天地。这种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冲击力量，一直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来自郭沫若接受的西方文化尤其是以斯宾诺莎和惠特曼为代表的泛神论的影响，甚至郭沫若也直称《女神》“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注：《创造十年》，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页。）。它那种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向度和“物我无间”的诗歌意象表现，都与西方现代精神有渊源关系。早在1923年闻一多就指出，《女神》“不独形式十

5、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并严厉地批评了“《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注：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仿佛《女神》完全超越了中国文化的范域。    但是，究其实质，郭沫若早期诗歌创造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郭沫若接受欧美现代文化精神的感召与呼唤，却在文化潜意识层面表达了楚文化原型的深层影响。换句话说，郭沫若置身于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其诗风与世界文化、时代思潮的关联是自不待言的，但他所在的本土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性条件，它甚至决定着影响的性质、方式和

6、程度。即使是对外来文化“拿来”，楚文化也构成了其类似伽达默尔所说的“前理解”（Pre—Vnderstanding）的重要文化基础。从这一点看，《女神》的泛神论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内在精神，在楚文化本体原型中就可以找到其渊源和踪迹。郭沫若曾说：“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最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庄子》书是我从小时便爱读的一种，至今还有好几篇

7、文字我能够暗诵。”（注：《庄子与鲁迅》，《郭沫若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7页。）所谓“泛神论之滥觞”，见于郭氏第一本诗集《女神》，其中有《三个泛神论者》一诗，后两节是赞颂荷兰的Spinoza和印度的Kabir的，首节则是赞颂庄子：“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女神》中的“匪徒颂”诗序也引用《庄子·箧篇》的话。泛神论其实非并西方所专有。在远古人类的原始思维中，泛神论是一种相当普泛的文化特征。楚文化中的泛神论则更为显豁，甚

8、至楚辞文学中的某些篇章就成为泛神论思想的直接宣谕。王逸《楚辞章句》谈到“九歌”的创作起因就谈到楚文化的泛神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闻。”朱熹《楚辞集注》也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