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次反公众与媒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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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领域、次反公众与媒介仪式①邱鸿峰（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杭州310018）[摘要]本文引入西方女性主义对哈贝马斯一元论公共领域的批判与南希·弗莱舍等人的次反公众与多元公共领域理论，旨在讨论当代性别政治的逻辑与空间。次反公众通过建构替代性公共领域，打破私人与公共的二元对分，将私人问题公共化，是当代社会性别政治的基本逻辑；但次反公众的概念在我国当代政治与文化语境下必须得到重新诠释。本文进一步借用西方学者关于仪式模式的传播及媒介仪式理论，探讨了替代性媒介作为次反公众协商与确认性别身份的空间的独特功能。[关键词]公共领域；次反公众；媒介仪式；女性主义；

2、性别政治自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英译版问世以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传播学、政治学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引起广泛批判却谁也没能提出比之更具启发性的民主范式。这一理想化的、从未完全实现过的民主范式没有倒在西方学术界理性批判的“毒舌”之下；相反，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的理论缺陷在批判声中获得了改善，赋予了这一“种子”概念在不同政治制度及传播媒介背景下构想与实践民主的潜力。某些批判在影响力上甚至超越了哈贝马斯的真作，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莱舍（NancyFraser）的女性主义批判。本文首先介绍了弗莱舍在公众领域批判基础之上提出的“次反公众”（subalt

3、erncounterpublics）概念。而后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我国性少数群体维护公民权利的实践为例，说明了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下重新定义次反公众的必要性，并指出当代性别政治的逻辑是次反公众通过构建②“替代性公共领域”（alternativepublicsphere）将私人话题公共化。本文最后以我国艾滋病防治与高危性行为干预刊物《朋友》通信为例，从仪式的视角阐述了作为替代性公共领域的“替代性媒介”（alternativemedia）的独特功能。一、公共领域与次反公众哈贝马斯（Habermas，1989a）将公共领域视为沟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论坛与空间；在这

4、个空间里，公民通过对公共事务公开、平等的理性讨论与商议，形成符合普遍利益的公共舆论，促进政府社会管理的民主化。哈贝马斯描述了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发生在十八世纪的由封建贵族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第二次是随着十九世纪中期大众传媒的兴起而引发的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向资本驱动、利润导向的商业化大众传媒为中介的公共领域的转型。虽然历史上理想化的公共领域从未完全实现过，哈贝马斯对这①[作者简介]邱鸿峰，男，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系博士研究生，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与社会、媒介融合、媒介文化。②Alternativepublicsp

5、here与alternativemedia在我国普遍译为“另类公共领域”与“另类媒介”。基于“另类”两字含有贬义，本文译为“替代性公共领域”与“替代性媒介”。1两次转型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视为理性批判的公共领域，而对第二次转型则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支配的批判传统，视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即大众媒介消费与公共关系取代了理性的公众参与。哈贝马斯明确表示在当代福利国家，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相互侵入，公共领域必须被重构以拯救它的理性批判功能（Habermas，1989b），而他本人却没有进一步构想新型公共领域应用于当代社会的民

6、主制度化。弗莱舍（Fraser，1992）一方面高度评价公共领域这一民主范式，认为如果不从某种方式上运用这一概念，任何试图理解晚期资本主义民主局限性的努力都不会成功。另一方面，弗莱舍指出哈贝马斯理想化的公共领域是一元的、综合的、包罗万象的（single,comprehensiveandoverarching）公共领域。虽然哈贝马斯（1974：49）发表在《新德国批评》的文章暗示一个大的公共领域可能包含多个小公共领域，他没有直接称之为“多元公共领域”，而是保守地说“每一次对话形成一部分公共领域，在此过程中私人个体集合形成一个公共体”。弗莱舍（Fraser，1

7、992）认为建立多元公共领域无论在多元文化社会还是在层级社会都比一元①论公共领域更有利于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原因在于修正主义史学发现一元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事实上服从于一定的形式与礼仪规范，从而排除了女性、平民与少数族裔的参与。此外，从属性群体缺乏平等参与的物质基础，比如在使用作为观点流通载体的传播媒介上的平等。即使从属性群体能够被纳入到一元论公共领域中，只要有社会不平等存在，商议总是有利于主导性群体的利益。这一观点有其传播学依据：（1）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发现，在混和性别的商议中，男性总是倾向于打断女性的发言；男性总是抢得更多、更长的发言机会；女性干预男性发言的

8、要求更容易被忽略（Fraser，1992）。这也是当代传播学者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