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误识：符号权力的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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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与误识：符号权力的巫术作者：张怡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是我们理解自我与本我、小我与大我，个我和世界关系的必经之途。然而文化决不是静止的人类行为的档案记录，文化的各种符号体系无不形塑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基础。为逃避人类个体生存的偶然、脆弱和荒谬性，个体必然将自身置于群体的文化体系之中，以获取价值和意义。因此无处不在的差异和竞争渗透着社会生活。与现代制度紧密结盟的文化符号正是在冲突频繁的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区分差异、标示等级的关键角色，与此同时又巧妙地、不易察觉地掩饰着自身的表演。而分工细密、体系庞大的现代社会正日益地

2、依赖符号系统的象征暴力，来巩固和维持它的支配秩序。这正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1930-1932）的文化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布迪厄是法国继涂尔干之后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在法国当代人文思想界，他的影响和地位堪与五十年代的萨特和八十年代的福柯媲美。2002年元月的日历还未翻过，与癌症做了顽强搏斗后，布迪厄停止了他的思想历程匆匆辞世。法、德、英、美等国的主要报纸都用大量篇幅作了报道。法新社引用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评价：“布迪厄是积极力行的思想家，也是推动思潮的积极分子，此双重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他为饱受苦难的人

3、们所作的努力将成为历史上最深刻的见证。”布迪厄如此轰动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与他的社会学成就有关，也因为他自九十年代以来以行动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体制化的舞台上，受到学术圈内外的广泛关注。应该说布迪厄激活了自左拉、萨特以及福柯以来的知识分子干预时政的传统，使科学、学术越出学院进入日常生活，成为知识分子争取社会公义和道德的有效力量。布迪厄是个锐意创新、成绩斐然的社会学家。在此之前社会学在法国曾一度衰落，经过以他为代表的一代社会学家的修整，社会学得到自涂尔干以来的全面复兴，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学科设置，而是深入到教育、宗教、文

4、学艺术、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中，从新的视域提出问题。布迪厄属于经历过60年代反本质主义思潮洗礼的一代，然而和他的同龄人相比，如德里达、福柯等，布迪厄的大师地位直到80年代才得以确立，从5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学研究在此时结出硕果，一批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问世，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由于他晚到的声名和长期以来对学术界保持低调的“局外人”姿态，使他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现代和后现代的争论拉开距离，他持之以恒地探索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社会学方法，给我们带来相当的启发。布迪厄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即法国本

5、土的社会文化现象。他切入问题的意识和路径使他将文化看作由社会－历史形塑的特定符号体系，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在布迪厄看来是几乎重合的两个词。他避开将文化还原为社会结构、个体文化创造、抑或优秀的文化经典和文献档案的传统思路。他认为文化“关系性”地存在于“象征性位置空间”（spaceofsymbolicstances）中，文化的空间既相对独立同时又与“社会位置空间”（spaceofsocialstances）结构上同源（homology）。[1]广阔的研究视野使布迪厄将文化的定义从文本的范畴带入到日常生活中——文化不只是对社会的记录、再现

6、，而且还是动态的，生成性地形塑社会生活。文化的各种符号体系包括语言形构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赖以交流的、实践的社会空间。因此布迪厄毫不含糊的指出：文化是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游戏，无人能从中遁逸出来做彻底的旁观者,从这一层面言，学者们也称他的文化社会学为“文化的田野工作”。[2]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中最重要的贡献即是揭去文化的中立、自然的表象，突显出文化与权力的内在关系——提出文化的符号权力理论，并据以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进行批判。布迪厄将高度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由许多相对独立同时在结构上同源的空间“场域”组成，每个场域（fiel

7、d）自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法则，场域间的关系虽然盘根错节，但根本上由它们与支配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比如，他分析19世纪末逐渐形成的相对自主独立的文化生产场域，在结构上与社会空间的等级结构同源，因此享有相对自主的文化生产场，虽然以“无功利”的反经济逻辑运作，但从未断绝与权力的秘而不宣的交往。布迪厄在教育领域里研究还揭示，晚期资本主义表面不断民主化、社会化的教育体制实际仍然是现存的统治秩序、合法文化再生产的基地，社会支配结构将经济上的不平等分配转化为不易辩识的教育文化资本，将特定的被合法化的文化形式强置（impose）给受教育者，悄然无声

8、地完成对来自不同文化群体，身体性情和习惯迥异的学生的筛选、剔除、分类。70年代末以来布迪厄越出教育领域更为彻底地检省各个社会文化领域中存在的“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symbolicviolence）。布迪厄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在付出了某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