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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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

3、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小议刑法改革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引　言　　为了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自１９９７年新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先后以一个单行刑法和８个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新刑法进行９次修正。短短１３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频繁地对新刑法进行修正。如此高之修正频率，在我国刑法史上实属罕见。我们知道，刑罚是一柄双刃

4、剑，“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１］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天然地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性。刑罚运用中，缺乏理性驾驭的多余之刑和滥用之刑往往不可避免。这决定了刑法改革是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为支撑，深刻反思检讨现行刑法及其运作中的非理性成分，进行刑法改革，才能保证刑法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理性的刑法改革，涉及改革价值取向的抉择问题，价值取向的抉择事关刑法改革的具体内容

5、。新刑法以来的刑法改革贯彻的价值取向是否吻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需要认真反思。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确立何种价值取向，需要理性思考。本文认为，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兼顾社会防卫，努力实现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淡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社会防卫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　　一、刑法改革的人权保障取向　　强化人权保障是刑法的内在核心价值诉求。对刑法的改革同样应当追求保障人权

6、的价值诉求，否则刑法改革将丧失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误入歧途。１９７９年刑法总体上是一部具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刑法。１９９７年新刑法的基本立场逐渐向客观主义转变。［２］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类推制度的废除。其核心是强化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明确规定刑罚权的发动条件和边界。然而，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法中的贯彻尚不够彻底，罪刑法定原则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刑法中多处充斥着不明确的刑罚规范，极大地损害了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犯罪圈划定之检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圈的确定，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３］根据我国《刑法

7、》第１３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照此规定，犯罪的成立除了质的规定性外，尚需要具备一定量的规定性，才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在此原则性规定的指导下，我国刑法分则在划定具体犯罪的犯罪圈时同样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其中，最为典型地表现在，刑法分则中出现了大量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模糊性的限定性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１９７９年旧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

8、数额较大”共有１处，“情节恶劣”共有３处，“情节严重”共有１６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２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共有２２处。在１９９７年新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３１处，“情节恶劣”共有９处，“情节严重”共有７４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２６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１４０处。到目前的《刑法修正案》为止，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４５处，“情节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