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与权力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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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瑞龙、卢周来: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与权力最优化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与权力最优化———对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契约论解释杨瑞龙卢周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契约理论解释农民工工资纠纷的成因,提出以下主要观点:首先,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并非农民工与直接“关系”雇主之间的非正式口头契约无法有效实施,而恰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应该由国家作为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正式契约无法有效实施;其次,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的第三方,无法有效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拥有的部分绝对权力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动机下被滥用;另一方面,作为国

2、家强制实施的直接工具的司法体系的相对权力又被强势利益群体所削弱,无法有效进行强制;再次,国家作为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失效,导致农民工选择契约的其他执行方法,使得契约的实施由“公共强制”倒退回“私人秩序”,进而可能导致私人暴力的无序使用,危及社会稳定,反过来又迫使政府只能选择更大力度地实际使用权力;最后,国家要重新建立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中的权威,就必须考虑“第三方权力的最优化”问题。关键词:契约第三方实施国家失败权力最优化农民工维权一、引言农民工工资被严重拖欠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利益,

3、从2003年底,中央政府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运动”。本文将运用契约理论分析农民工工资纠纷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因为从经济学以及法学的角度看,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无论是否签订了正式用工合同,都构成了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工资纠纷与其他合同纠纷一样,都涉及到契约履行。而制度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character)就是解决契约的实施问题。一个契约被有效地实施无非有三种方式,即自我实施(selfenforcement)、相互实施以及第三方实施(thethird2partyenforcement)。其中,第三方实施又主

4、要是国家(政府)作为强制实施者,即国家“作为契约的第三方和最终强制根源”(诺斯,1995)。不同的契约类型对应于不同的契约环境,但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作为强制实施者的第三方实施契约(ClaudeMénard,2000)。如果国家作为强制实施者出现的第三方实施契约未得到履行,其原因则在于国家强制实施能力不足(巴泽尔,1997)。而一旦国家作为第三方失败后,将出现其他可替代的第三方,或者导致由第三方实施退回到某种私人方式实施(R.Sherwood,1994;A.Shleifer,1998)。此时,对那些因采取私人方式实施所导致

5、行为非法的主体追究责任时,应该区分开是适应“产权法则”(propertyrule)还是“责任法则”(liabilityrule)(LarsWerin,2001)。而要彻底解决问题,则要努力寻找实现国家作为第三方权力的最优化途径。本文依据上述分析框架,首先试图回答农民工工资纠纷的根源何在;然后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应该由国家作为强制执行第三方的正式合同得不到履行,进而分析正式合同得不到履行可能导致42004年第5期的后果,最后给出若干简短的结论。二“、自我实施”还是“第三方实施”:农民工工资纠纷的根源目前,对农民工工资纠纷的解释之一是农民工与用

6、人单位之间并没有签订正式用工合同,大多是口头协议,导致法律介入困难。在清欠运动之前,有关劳动仲裁机构也的确以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未签订正式合同为由拒绝调解。在进一步分析为何农民工不与用工单位之间签订正式用工合同时,目前流行的解释有两条:一是农民工维权意识淡漠;二是由于农民工供大于求,使得在谈判能力上处于弱势的农民工无法提出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契约。上述解释从现象看似乎有道理,尤其是关于谈判地位与谈判能力之间的不对等的解释。但透过现象我们发现,我国农民工工资纠纷绝大部分发生在建筑行业,而此行业农民工供大于求的矛盾并不突出。相反,随着房地产

7、热以及国家基本建设不断升温,对农民工的需求非常旺盛。重要的是上述解释与主流契约理论之间存在矛盾。不同的契约性质取决于不同的签约环境。“自我实施契约”是交易成本最低的一种契约。然而,随着社会交易范围扩大“,自我实施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即共同知识、博弈的稳定性和无限重复这些假定不仅很强,而且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诺斯,1995),正因为“自我实施”的交易成本随着社会交易面的扩大越来越高,因此,这种方式逐渐减少,目前仅存在于核心家庭内部、很亲密的邻里或朋友之间。相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交易面非常大、人员流动性极强的情况下,国家作为“第三方

8、实施契约”能降低交易成本。一个法治国家,首先对于交易者的“准入”有严格的规范,大大降低了“逆向选择”成本;其次,对于交易过程也有严格的规范,对契约履行情况有足够能力进行监督,因为它拥有工商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