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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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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国学教育论文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易中天朋党之争是文人们最热衰的事情,由最初的“改革之争”,演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文人们分成两派,相互攻讦,内斗不止。文人们都自命清高,自我标榜是“道德君子”,各成一派,各有说辞。从政治观点的不同演变到是非立场的原则问题,今天我掌权了,就要置你于死地,明天你上台了,也要把我往死里整。改革迫在眉睫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项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
2、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1048)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
3、烦恼,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或权力象征。一旦富裕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
4、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
5、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
6、,吏员岁增;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佑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促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
7、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他想到了王安石。时势造英雄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他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
8、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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