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子成龙”——灯下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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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望子成龙”——灯下小札“承上启下、光宗绍祖”，是每个家庭的普遍愿望，一代期望一代好，一代盼着一代强。因此簪缨诗礼之家多有家规家训，以期栋梁之根愈扎愈深、族望之树愈长愈壮。但富不过三代、贵难逾三传，又像是家族繁衍的定律，自古以来极少家庭能够超越。当然，家庭文化血脉的遗传以及家庭环境氛围的熏染，对代际之间的优化传递固然重要，然而并非宿命之论，天地自然对人的造化，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纵观历史上多少煊赫一时、荣耀一世的家庭，多如昙花一现、彗光一划，寂灭无迹。而如家训之祖晋代的颜之推、清末的曾国藩、民国的梁启超等家族一代簇秀、数代绵延、族脉

2、兴盛者，毕竟寥若晨星。因此历代官宦之家，诗书之族，多数对后代子孙抱着宽容平和、顺其自然、成庸不计的心态，只尽为父母者养育训诫之职而已。东晋时的陶渊明即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陶氏的名气千余年来都是很响的，是“田园诗人”的鼻祖。他描绘的“桃花园”，连乡夫村妇都知晓，更是其后失意文人的向往之地。陶氏在其一生失意于困境窘境之中，又营造了诗意盎然的一生。鲁迅先生说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见到了南山，这是何等的自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说陶氏不是装萌，是发自内心化于自然的。即使陶氏一生窘迫，寄情寓

3、性于山花田野，他也未可免俗，在对待子女成长的问题上，也是寄予颇高希望的。在陶氏42岁（公元406年）的时候，他的长子陶俨14岁，已是风华正茂的少年。陶氏为了勉励儿子上进，光大家风，作了十章的《命子》诗。“悠悠我祖，爰自陶唐”，明确告诉孩子，陶家的始祖是帝尧（即陶唐氏），家族的来历是极其尊贵的，自己的儿子要不辱先人啊！“名汝曰俨，字汝求思”（俨：庄重。取自《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取名酌字，煞费苦心，寄予厚望。“既见其生，实欲其可”，“夙兴夜寐，愿尔斯才”，既然生了你就希望你成才啊，而且谆谆告诫要吃苦努力。陶氏虽自己恣情山水，寄心

4、田园，但对儿子的未来还是十分积极的充满期待。很遗憾的是，愿不从人，仅仅两年之后，他感到孩子的表现与期望值相差甚远，五个儿子都很平庸，陶氏很是失望。如果究其原因，不能说没有遗传好陶氏的文化基因，恐怕与其家庭生活困顿，教育条件不好，再加之主观上，做父亲的无一日不饮酒，躬耕劳作，自力收种，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当此时，陶氏对五个儿子发出了责怪之声，这就是《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5、。”老大阿舒即是陶俨，作为长子，头带的很不好，一懒百庸啊，还懒的无人能比！老二虽然肯学习，但不喜欢读书求艺。老三老四年龄相同（未知是否孪生），但认识的人不到六七个。老五九岁了还只知道嘴馋。想想五个儿子，没有一个是满意的，难免一声叹息。陶氏在诗中最后也只能埋怨造化不济，难以排遣的郁懑，还是喝酒吧！其实陶氏在作《命子》诗时，己有失望的预感，此诗最后两句“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如果儿子真的不可造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真是不幸而言中！盛唐的诗圣杜甫曾作诗嘲谑陶氏：“陶翁避俗人，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你陶老先生是高洁脱俗之人，可是

6、未必悟透了人生的大道理啊。孩子的贤愚，自是天分，你郁积于心干嘛？宋代诗人黄庭坚倒替陶氏抱屈：“先生五男儿，皆不好学，天也。岂嗜酒失训哉？”（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引）。黄氏也叹陶氏是“天运”不佳，而且又替其寻找其它原因：是不是因为整天喝酒，失之父教啊？其实，从《责子》诗中，仍然可以读出陶氏的慈父形象。怜子之情，跃然纸上，弦外之音，顺其自然，究其心不过是承认现实而已。清人邱嘉穗阐释的准确：“虽挂怀抱，何病焉？况且结语优游任运，亦未尝沾挂怀抱也！”（《东山草堂陶诗笺》）从《命子》的期望之高，到《责子》的失望之大，不能说陶渊明对家境未来的预期

7、没有落差。但其心有所愿、求无所强，确是真实的心态。如果理性地看，子孙后代的成长发展，并不必然取决于主观愿望或主观努力而可成就的。即使嘲戏陶氏的杜甫，生活境况并不比陶好到哪儿去，多年逃难于战乱之中，子女亦处于失学的状态。其诗记述：“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记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此种于避难途中的急迫生活如何又能培养好子女？杜诗圣的后人亦未有出人头地者。前述鲁迅先生赞佩陶氏真性情，而鲁迅先生对待孩子亦是旷达的。鲁迅先生可谓晚年得子，其名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何独不丈夫”，亦是“旷达且真”（南朝梁萧统

8、评陶诗）。其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先生是真“达道”的，他没有强求后人继承自己的衣钵。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其《龙虫并雕斋琐语》中说道：“父母对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