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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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化研究授课老师：王俊峰教授学生：宋伟学号：1047541100672011年10月12日13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化研究【内容摘要】从现代行政问责的发展和内涵，可以看出行政问责制是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应有制度。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确立属于“倒逼型”建设，因而存在诸如政策化而非法律化、立法层次低、效力低等先天不足。提高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层次、加大监督力度等措施是中国行政问责制度法律化的正确之选。关键词：行政问责现状法律化路径选择一、行政问责的渊源及内涵(一)行政问责的渊源问责在我国古代就已经被意识到了，从我国古

4、代的一些书籍和事例便可以了解它的发展渊源。《孟子·公孙丑下》曾经讲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者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者去。”《荀子·天论》中也提到：“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报道，明代长城其所用的砖是由长江中下游的150多个府、县烧制，其每一块砖的侧面刻着铭文，除时间、府县外，还有四个人的名字：监造官、烧窑官、制砖人、提调官。从这些人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另外的含义：责任到人，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一些学者认为是以“非典”为标志，其实在198913

5、年，我国党和政府就对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就对问责做出了相关规定。1998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也提出了若干问责情形，并根据情况的不同，需要追究政纪责任的，比照所给予的党纪处分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及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我国香港特区为了加强官员的责任意识，改变当时特区政府官员“不作为”、“少作为”的消极心态，“2002年6月2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经过两日的辩论，以36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了支持政府提出的高官问责制的议案

6、，并于2002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政府大规模实施行政问责开始于2003年“非典”后，由于防止“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北京市长相继被问责，这在政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曾一度被认为“开了中国官员问责之先河”。紧随其后一系列的政府问责办法出台，2003年8月的《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是我国国内首部政府行政问责办法;2004年1月的《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试行办法》；2004年7月《重庆市政府各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的出台，对政府行政问责做了相关规定。2009年3月的《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

7、则更详细、具体的规定了问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措施。这些规定强化了政府人员的责任意识，也为行政问责柔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行政问责的内涵13在学术界对行政问责的定义大家都只是按照各自的观点进行阐述、解释，就其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最早对“行政问责”明确界定的是美国著名学者杰·M谢菲尔茨，他在1985年主编的《公共行政实用词典》中提出了“行政问责”（Adminis-trationAccountability）的定义解释：“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高官，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

8、任”。罗美泽克在《公共行政与政策国际百科全书》中认为，公共行政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主要有四个方面: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谢尚果，马新新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中认为:行政问责是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或可能影响工作秩序、工作效率，或损害社会利益、管理相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