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具有反君主专制意义言行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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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具有反君主专制意义言行初考摘要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是君主制的积极维护者，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对君主专制政治常常持反对态度，却不大为人所知。本文对他反对君主独断专行、反对尊君卑臣的观念及礼制、否定君主的神圣性、贬抑君统、格君心Z非等到儿方面言行进行了初步考察，并指出这些言行的反君主专制意义。关键词：朱熹；理学；君主制；君主专制；反君主专制朱熹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认为三纲五常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君臣父子的名分的差异是“理一分殊''的体现，人们理所应当安于这种差等

2、，而维持这种差等是治道Z根本。朱熹是君主制的积极维护者，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态度却有所不同。谈到“君主制”“君主专制”这两个概念，这里有必要对其涵义作一界定。简单的说，前者是指“以君主为国家元首的一种政治制度。君主的权力大小不等，大到至高无上，小至仅仅是礼仪性的。”［1］后者则是前者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是指“实行君主独裁的政体形式。主要特点是：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臣民必须绝对服从”［2］。由于认定只有服从于一统君权天下才能得到安定，古代儒家对君主制可以说

3、是一致拥护的，对君主专制的态度则不尽相同，明清之际的儒家黄宗羲、唐甄、王夫之、吕留良等即是学界所熟知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有力批判者。朱熹也有一些具有反君主专制意义的言行，不过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拟对其此类言行作一帝初步的考察。（一）反对君主独断专行君主独断专行是君主专制政治的标志。历史的经验表明，君主独断专行常常会危及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利益，故古代君主制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往往又会产生出防止君主独断专行的机制。按宋代的中央决策制度，皇帝与宰辅商议时，宰执大臣有权反对；皇帝的诏旨须经中书省“造命”

4、、门下省“审读”方可付实施，在此过程中负责起草制词的中书舍人有权“封还词头”，负责审议的门下省给事中有权封还诏书；朝廷成命宣布后，台谏及有关官员还有权论列［3］。这套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对皇帝的监督、对君权的制约，不过在实践中它还远不是绝对有效的。君主不按程序凭“内批”“手诏”发号施政的情况累见不鲜。终宋一代，士大夫与君主的违制行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4］。朱熹一生秉承儒家传统，对繁琐的官僚政治制度多有批评，然而对上述具有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意义的制度却极力加以维护。他在《经筵留身而陈四事札子》中对宋宁

5、宗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Z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底，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他建议宁宗：“凡号令之弛张,人才Z进退，则一委Z二三大臣，使Z反复较量，勿徇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批旨宣行，不须奏覆，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覆，有不当者，限以当日便行缴驳。如更有疑，则诏大臣与缴驳之

6、官当晚入朝，面议于前，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君主虽然至高无上，但仍须遵从责任大臣、给舍缴驳、台谏论列的制度。朱熹把这套制度称为“古今之常理，祖宗之家法S对宁宗的违制行为，他当面指斥道：“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Z,皆出于陛下Z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S这里朱熹尖锐地指出，君主独断即使决策正确，也不是“为治之体"，而将遗患无穷。他还针对君主的“内批"行为批评道：“臣又尝谓人主当务聪明Z实，而不可

7、求聪明Z名。信任大臣，日与图事，反复辩论，以求至当之归，此聪明之实也。偏听左右，轻信其言，每事从中批出处分，此聪明之名也。务其实者，今虽未明，久必通悟。务其名者，或外间一吋可以竦动观听，然中实未明，愈久而愈暗矣。在宁宗朝，有一次朱熹不同意众位大臣关于“桃庙"一事的主张，遂作议状陈述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上闻天子［6］。一日宁宗召朱熹入内殿奏事，表示赞同他的意见，要他“于榻前撰数语，俟径批出施行二但这种内批之习恰恰是朱熹所痛恨的，他当即奏请降出札子，令群臣集议后再施行。后来奏札并未降出讨论，朱熹的意见也没有被采

8、纳［7］,但他以自己的行动抵制了君主的内批企图。《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问：’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朱熹）曰：’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事皆自做,……曰：’设使横渠明道用于当时，神宗尽得其学，他日还自做否？’（朱熹）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8］元丰年间，宋神宗自己推行变法，不再用王安石为相，朱熹以为这是由于神宗已学得王安石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