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视角下商事信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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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文化视角下商事信用探究摘要：商事信用是信用在商事领域的具体体现。清末晋商以自我实施和集体主义惩罚机制确立的商事信用习惯法，实际上规范着当时的商事信用制度。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对清末商事信用习惯法与当代商事信用制度进行比较，以期更好地建立和规范当代中国的商事信用制度。关键词：法律文化商事信用制度现代性一、价值形态的法律文化1969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与社会文化》一书中指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他首创了"法律文化”的概念。

2、后来的人们综合对法律文化的认识，总结起来主要有：（一）法律文化是观念之法；（二）法律文化即法律传统；（三）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四）法律文化为一种解释方法。我们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植根于历史与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比较法学家潘汉典教授翻译了《论美国的法律文化》这本书，这本书的原作者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教授李・S.温伯格和朱迪・W.温伯格。就这样，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和课题第一次被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从此之后，我国法学界开始对法律文化予以关注，并一直延续至今。弗里德曼认为：

3、法律包括制度法和观念法，法律文化就是指观念法，它代表人们对法律的价值与态度。另外，弗里德曼对“活法”在生活中的作用更为看重。他认为社会中具有实效的法律包括正式法律制度和非正式法律制度。而往往后者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比前者大得多。同时，这些非正式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存在紧密的关系，常表现为法律文化。二、关于现代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始于西方，它包含了人类的许多共同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尊重价值多元等等，它实际上为人类所共享。如果我们把现代法律文化看做是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而一概加以排斥，那无疑是因噎废食；

4、但如果我们不顾实情而强行推行西方的法律文化，那必然会陷入迷途。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法律与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对工具理性的追捧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衰败。其结果势必造成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由于它们是以非理性或者价值理性为基础的。最终，他们被工具理性取代了，法律之治替代了它们。不同的法学流派对于法律的这种趋势有着不同的看法。实证法学派鼻祖奥斯汀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它的背后蕴含了制裁作为后盾，它与文化和其价值没有直接的关联。凯尔森认为，法律实质上是个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自治系统，其表现

5、为法律中的基础规范系统。而新自然法学派代表德沃金指出，现代法律实证化会导致“恶法之治”，要重视“道德权利”的作用方能解决目前的困境。当代“沟通理性”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实证化的现代法律的过于迷信“目的理性”，由于这种规范具有结构上的强制性，法律开始脱离包括文化在内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一个自我运动的系统。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文化渐行渐远，法律远离了道德、宗教与信仰，法律离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法律成了一个独立运行的、有着强制外表的功利主义“怪兽”。面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前车之鉴，如何让法律与一般文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协

6、调共存，并发挥其独到的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就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三、“信用”的内涵“诚信”在西方传统的理解就是要求"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o也就是说，“诚"就是"integrity”,意思是“诚实和完整”。主要是指个人的诚实品质，要求对事件、信息做完全的披露。“信”就是“faith”、“trust”，意思是“信仰、信赖、相信。”西方的诚信不仅指个体主观上有诚实守信的高尚品德，而且在客观上指生产能力、资本状况等方面的因素，是社会对其履约能力的正面评价。中国的“诚”，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是指：“所谓诚

7、其意者，毋自欺也。”是指“诚实、不自我欺人，它是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标准。孔子所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孟子认为“朋友有信”。表明“信”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指人们交往要遵守诺言、言行一致。所谓诚信，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诚实、不自我欺人，与人交往遵守诺言、言行一致。由此可见，东西方关于诚信的观念看起来基本一致。“信用”基本的价值离不开"义”与“利”。我国传统对于“义”和“利”的理解，以儒家伦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儒家认为公利通常指天下之利，私利指一己之力。儒家认为，人们在求利过程中，凡符合民利优先。家庭家族优先、社会优先、

8、长远利益优先、互尊互利原则的为“义”，反之则为“利”；合于这些原则者“君子”，背于这些原则者为小人。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至今的经济生活和传统民商法，它在规范社会经济行为时，总是力图使追求实际物质利益的经济行为和财产关系都能成为一种合乎精神伦理的道义行为。它对清末晋商的信用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晋商信用模式所采用的以亲缘、乡土关系之间的信用关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