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庆乾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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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72442武吉庆：论乾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论干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武吉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03期注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严择慎取，是干嘉学风的显著特点。受其影响，一代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故而在史料学和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一些充满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被构建出来：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以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等。这些史家的治史理

2、论和实践，于今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一、广集史料，据实立说梁启超虽是近代今文经学的健将，为文崇尚微言大义，追求经世致用，但其后期在治史门径上却服膺文风谨严、言必征实的干嘉先贤。他以自己的治史实践说明，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对于古史中失载或缺略的史实，他总是「博搜旁征，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1】。为了研究春秋以前的部落分布情况，他不惮繁冗，爬梳剔抉，先从《左传》、《国语》中整理出业已灭亡的六十多个国名，然后又从《逸周书》中辑录出三十多个，从金文款识中搜集到九十多个，从其它散见的各种书籍中发掘出三四十个。最后

3、，比照删除所获史料的相互重复部分，在余下的可以考见的三百多个国名的基础上，熔铸出这样一个确定不疑的结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2】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简短结论，梁启超不惜时间与精力，史海耕耘，孜孜以求。这种方法和精神，显系承自干嘉学派。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是最能体现这种学风的精品佳作。王国维强调历史研究当「以事实决事实」。在〈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一再强调：「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38/8】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实证理论的激发，但其渊源仍应

4、是干嘉学派注重证据，据实立论的「实事求是」学风。王氏此论并非执意抵拒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而是要努力矫治近代以来滋生蔓延的游谈无根、无端妄断的恶劣治史习气。因此，他刻意追求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以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以他对西北地理与蒙元史的研究为例，从抄写校对杜环的《纪行记》、高居海的《使于阗记》起，直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止，在史料整理方面，费时就达两年有余，其间除了写有《古行记校注》四种、《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和《蒙古札记》七则外，还编有《元朝秘史索引》。所有这些，都被他视为元史研究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王国维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因其深受扬州学派

5、（干嘉学派的一支）的影响，敏锐地意识到了晚近新见实物数据的特有价值。据粗略估计，从辛亥革命时起，他先后研究过的实物史料不下20种：从甲骨卜辞、钟鼎款识、虎符兵革、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人物塑像，直至唐人手迹、宋元古书，甚而古墩木刻等，大凡当时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他几乎都曾涉猎并潜心研究过，而所有这些筚路蓝缕性的工作，都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在为文立论时征引宏富，弃取自如，持论得当，比如他考证殷先公王恒其人其事，除了例举出卜辞中的三个显在证据外，又罗列出其它鲜为人知的左证14个【4】。由此

6、得出的研究结论，凿凿有据，确定不移，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感。这种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学风，是对干嘉先贤在继承基础之上的超越。虽然陈垣先生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从学术渊源看，他直接师承并执意恪守的无疑仍是干嘉历史考据方法。出于景仰和叹服，他曾反复研究干嘉学者的著作手稿和论学书札，着意探求他们的治学旨趣和门径。长期的学风濡染和方法训练，使他对干嘉学派的某些优良传统信守不渝。他强调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一贯倡导「竭泽而渔」的治史原则，搜集资料务戒遗漏，力求完备。他告诫学子：「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5】强调数据占有得越充分，考虑问

7、题的角度就越新颖、独特，认识问题就越有深度，得出的结论就越确切可信。所以他一贯坚持在主要材料未到手之前，决不急于动笔为文的治史信条。最能体现其学术旨趣的是，他的每一论著，都是在参考数十种甚或成百种史料的基础上辛勤着成的。如他在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过程中，前后参考过二百余种数据，在〈五代史辑本发覆〉写就前，以数据汇编形式结成的书稿就积有三尺多厚，而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的正稿，纔不过二万余字。无怪乎史学界公认该书言言有据，字字珠玑。为了编撰《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先生积累了一万二千余条的材料，故而在杀青成册时选定的一千一百余条史例，令方家难挑瑕疵。在陈寅恪先生身

8、上，干嘉遗风的痕迹更是清晰易辨。他认为：史料不全，论点的精确性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