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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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不公”适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比之贫富悬殊更有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将造成庞大的贫困阶层。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势在必行。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在2010年面临三大挑战:由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由于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可能引发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贸易保护;收入差距过大。笔者认为，中国分配问题的严峻性，才是2010年中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从2000年开

2、始，基尼系数就跨过了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达到0.496,2007年是0.48o有部分国内专家认为,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世界银行报告还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冲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印度是4.9倍,日本只有3.4倍。所有的标准，都指向一个事实: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地带。30多年来，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回过头看,我们在“效率优先”方面，成绩十分出色,GDP是世界第二，也就是说，“蛋糕”做大

3、了。更重要的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也十分乐观。但是，另一个目标公平，却越来越远离我们。公平和效率本来应是兼顾的，强调效率优先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公平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严重的不公平,反过来将损害效率。适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比之贫富悬殊更有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将造成庞大的贫困阶层。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势在必行。第一，大幅度增加农民的收入。9亿农民的收入，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迅速增长后，至

4、今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虽然有数千万农民工进了城，找到T“第二职业”，但他们微薄的收入、歧视性的待遇，禁不住任何风吹草动。金融危机之下,2000万农民工失去岗位，就是一种警示。提高农民的收入,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靠市场机制是完全不够的。除了继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清理各种对农民的收费和乱收费外，放开农民进城条件，其至取消任何限制条件，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措施。农民只有进了城，变成城里人,才会增加交易和就业的机会，才会脱离贫困的基础。城市化，也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最扎实的基础之一。

5、第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工资性收入,是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核心。30年来，中国的出口增加，外贸顺差的急剧累积，“低工资”的农民工，功不可没。这也可以昭示出整个社会工资的低水平状态。低工资的优势,到一定阶段必然失去，这也是我们当前所经历的现实。对低工资的依赖，还自觉不自觉地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创新。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就工资进行集体协商，建立起劳动者收入合理增长的机制，将企业价值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进行更为适合的分割,是值得特别提倡和鼓励的。第三,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有企业利润来源主要依靠垄断地位。这些资源

6、，本来是全民所有的，借此获得的收益，理应由全民共享,这也是国有经济存在的前提之一。可是，以央企为例，庞大的利润，没有上交财政，而是由企业自行支配，或者用于投资做“地王”，或者用于本企业职工的福利，国企的利润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己。央企的红利,应该尽数到账。央企的收支，应该纳入专门的预算管理。央企高管的收入，不能显著高于同级公务员，因为央企高管并非严格意义的企业家，而仍旧是官员,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并不大。第四,调整国家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比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北京、上海等地区,2000元显然是不够的。对

7、于部分人群的过高财产性收入，应该进行专门的税收调节。另外还有政府的支出，每年光是花费在公车上的支出就有2000多亿，这只是一个缩影。减少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支出，是公平的制度基础，也是增加消费的前提。有人可能对公平分配的政策调整有担心,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可能就会贻误时机，造成积重难返的不可收拾局面。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调整，即便有些代价,也是我们能够承受也必须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