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和与而不同可遁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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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商民主和与而不同可遁约性协商民主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具有可通约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存在是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的前提；理性的意见表达和倾听是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的基础；公共利益是进行协商与达成共识的关键。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概念的使用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它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普通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辩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论是有通约性的。有学者指出：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现代民主与现代化一样，都具有外生性，但是协商却具

2、有内生性，其精神扎根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传统。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植根于各自国家的政治传统与现实问题，被中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所共同看重。着眼于协商民主中“协商和共识”这一核心要素，协商民主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可进行可通约性比较。可通约性一：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存在是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的前提我们一讲协商文化的历史资源，就自然谈到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中国哲学奉行“和”、“中”的思维，体现在政治价值观念上是重谐和、贵合一、和为贵，并认为这种文化是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文化基础。这种认知是有道理的，但需要强调的是，和而不同是调和差异矛盾的统一，同而

3、不和是取消差异的苟同，和文化的本质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西周末年重臣史伯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认为事物的统一体是由多种不同事物或多种不同因素综合而成的，如果只有同，没有差异，事物就难以存在。史伯认为"和”是不同元素的结合，不同、差别是“和”的前提，这样的“和”才能存在并且持久，而如果去和取同，就会“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国语•郑语》）。史伯顺势引申到治国，对西周末年政局进行了预测，他指出西周将灭，主要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独断专行，只能听进去与自己意见相同的看法，容不下多种不同声音，排斥异己，政治陷入腐败，最终导致社会动乱，

4、走向灭亡。历史证实了史伯的预测。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在社会高度复杂和文化高度多元的情况下，个人和团体对幸福生活和利益的追求存在着相互冲突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寻求何种方式解决冲突与矛盾事关政治合法性问题。协商民主强调对差异的重视、包容，甚至鼓励不同和差异，并认为有差异是有可能团结的基础。“我们需要害怕的不是多样性，而是那些单一的、同质性的、沉淀下来的人种、性别、宗教、种族或民族的身份，它们损害了公民共同性的基础，并否认社团、忠诚对象、区域和地位的多样性，而个人身份正是通过这些多样性得以构建的。”(DonnaHaraway,"AManifestoforCyborgs：Sc

5、ienee,Technology,andSocialistFeminisminthe1980sinFeminism/Postmodernism,190-233)在公共领域中，不论是有序地交流还是其他形式的活动，只有差异才能形成人们的相互影响，进而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相反，在一个具有排外性和同质化的组织体中协商民主是无法实现的。可通约性二：理性的意见表达和倾听是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的基础和而不同的理念认为，事物虽有差异，但绝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价直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是如何在不同的关系网中共处的。春秋末年，齐国的政治家晏婴指出，和就像羹或者音乐一样

6、，羹是由水、火、醯、醯、盐、梅等多种不同物质加工调配而成，而音乐是由清浊大小、长短徐疾、哀乐刚柔等多种不同声调组合而成，它们都是由多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互补互济，补充转化,得到新的统一。在政治体系中，要达到在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互补互济需要整体而又系统的政治生态构建，其中有一点至关重要：理性的意见表达和倾听，即“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周桂钿先生解释说，"和而不同”思想有三条原则：一是自己要有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更不应与坏人同流合污；二是允许别人有自主权，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自己，不能推行“顺

7、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主义；三是要善于与别人友好合作，善于协调关系，特别是要保护弱者，帮助弱者，使不能劳动又失去依靠的鳏、寡、孤、独以及残疾者都能享受人间的幸福。（周桂钿：'‘和谐共处与优胜劣汰”，栽《国际儒学研究》第17辑，2010年）这种和而不同的处事标准既作为精英文化被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所信奉，也成为大众文化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期待和认知中，源远流长，为推进中国的协商民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协商民主强调参与过程中对话的重要性，强调通过不同意见的表达与倾听以最终实现民主决策。哈贝马斯认为，“语言交往的条件和程序能够赋予业已制度化的意见和意志构成过程以立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