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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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之辨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作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激进民主运动的两股主要力量,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以个人主义和市场理性为核心的自由代议制民主诱发的政治参与冷漠、社会道德滑坡、个人主义至上、社会地位不平等、官僚机构膨胀、个人权利虚置等诸多问题,提出以回归民主本质、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等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实践的拓展与深化。由于两者发展时间的相继性、应对问题的一致性以及核心主张的相似性,学术界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过程中并未做出严格区分,很多学者断定协商民主是参与式民主的范

2、畴,认为协商民主是参与民主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和最新发展成果,是公民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等。其实,从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中心议题、核心主张、发展策略、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两个具有明显差异,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深刻矛盾和巨大张力的理论体系。笼统地将两者等同起来,不仅不利于二者的各自发展与借鉴融合,也可能对民主参与或协商产生错误的指导,阻碍民主实践的深入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异同进行剖析,以期初步廓清二者的复杂关系。一、参与民主与协商民主的联系参与民主

3、和协商民主的产生都直接针对自由代议制民主所内含或诱发的一系列诸如政治冷漠、社会冲突、民主价值衰落等问题。毋庸讳言,以政党竞争、代议制、普选权、周期性选举、精英轮替执政等为核心的自由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从形式上赋予了民众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监督政府行为、保护自身合法利益、选择差异化公共政策的可能性,并且为在当代大型复杂社会实现某种意义的民主提供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和结构完整的制度体系,因此,戴着“重大历史进步”光环的自由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今民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模式。但自由代议制民主作为“最小”意义上的民主,其仅仅赋予民众形式上平

4、等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从实质上看,民众仅能够临时选择而不需要深入思考、仅能够定期投票而不需要亲身参与、仅能够秘密投票而不要民主交流。恰如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虽然自由代议制体系从形式上赋予了民众广泛的权利与自由,但是在市场条件下以及竞争体系中,自由代议制民主的设计者精确的预测出民众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情形下不会主动去实现上述权利,“缺乏政治效能感的冷漠的、普通大众的不参与,被看做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屏障”。正是这种对民主本质的偏离,引起历史上学者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不间断的质疑,而在这个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就是参

5、与民主与协商民主。由于面对相同或相似的论敌和论题,使得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具有难以割裂的联系,因此从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中可以初窥两者的相似之处。(一)冷漠选民与负责公民普遍选举权是自由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构件。其产生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以及教会势力争夺政权的过程,目的是借助资产阶级人数的相对优势与封建贵族争夺议会席位。因此,当时的学者倡导通过文化水平、纳税额度、家庭出身等来限制少数民族、妇女、贫民等参与选举,对于那些具有高度才智和纳税较多的人甚至可以给予两票或三票的选举权。但与此同时,意识逐渐觉醒的无产阶级也开始将普选作为与资

6、产阶级争夺政权的重要“武器”,并为普选权突破财产、教育、性别等限制进行了百余年的斗争。虽然20世纪中期以后,普选权的原则基本确立,但是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对普通民众的深深的恐惧和不信任仍然一脉相传,人民被认为是缺乏责任感、判断力、理性且容易被某些集团所煽动和利用,因此“自由派精英把它(普选)揭露为一种通过迷恋多数来颠覆政治的威胁”。为了防止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本来附着在选举权上的政治参与被剥离,公民被简化为定期让渡统治权力的选民,“他们既不需要知识和技巧,也无须为规划自己的生活而操劳,由此,[1][2][3]下一页人民已经习

7、惯于自我压迫”。选民的不参与和政治冷漠成为资产阶级精英统治的基础,选民的高度参与反而被视为威胁民主政体稳定的危险因素。正是针对这种对民主价值的扭曲,参与民主理论秉承卢梭的理想,主张公民应该直接参与到广泛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民主参与培养公民对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关注,增强其政治效能感和责任感,减少权力疏离感,积累政治参与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逐步使公民从政治权力的边缘重新走向政治权力的中心。正如巴伯所述:“给我自由”是“给我公民身份”的必要前奏,而“给我公民身份”则是先于“给我民主”的呼声。在公民身份的养成的过程中,固执于狭

8、隘个人利益的选民会转变为深入发掘公共利益的公民,受片面政治宣传蛊惑的选民会成长为深入辨析政策选项的公民,习惯于自我压迫的选民会蜕变为热心公共事务的公民。与公民觉醒相伴的必然是民主模式的转变———由诉诸政治冷漠的“弱”民主升华以公民积极参与政策过程为核心的“强势”民主,民主的真正价值也将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