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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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历史演进〔摘要〕借助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可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法制化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公共理性的培育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前提。在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继续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意义深远。〔关键词〕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历史演进；公共理性；党的领导；民主〔中图分类号〕D6211文献标识码)

2、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1-0079-05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政治学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该理论试图通过对以投票为主要手段的选举民主理论的补充和超越，实现当代民主范式的全面转型和优化。然而，纵观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尽管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成果丰硕,但在制度构建实践方面却进展缓慢。反而是中国的协商民主虽然理论研究尚不够系统，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活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提供的分析框架由于具有实施过程简便、效率高等明显优点，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以投票为主要手

3、段的选举民主依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但当代公共管理的实践告诉我们，这种民主政治形式也确实存在一些重大缺陷：第一选举过程容易演变成金钱政治、政治恶斗或“政治秀”。第二选举时公民有投票的民主权利，选完以后公民的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便往往难以保证。所以，在选举民主体制中，事实上是由政治精英在做出决策，很多基层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由于政治精英们民情失察、感受不深或立场不同，便往往难以妥善解决。第三在选举民主体制中很难做到不同意见的有效沟通和不同立场的协调，它所作出的决策实质上是各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结果。所以，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选举民主决策极易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侵害，公民对政

4、治精英的有效监督也往往会困难重重。针对上诉缺陷，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提出了协商民主这种新的民主决策或民主治理形式，力图对以投票为主要手段的选举民主进行补充和超越。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如德国著名政治学家于根•哈贝马斯和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等，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对于协商民主的本质，哈贝马斯曾明确指出：在协商民主过程中，“所有涉及到全社会的重大问题，以及需要进行规范的事务都可以受到检讨，形成意见和意志。非正式的意见的形成慢慢地融入到制度化的投票决定中和立法的表决中，它们便可将在语言交往中产生的权力转变为行政管理的权力”。〔1）在哈贝

5、马斯看来，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在于：在当代公共管理中，政府、各类政治团体、各种社会组织及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来，通过充分表达意见，认真倾听并考虑他人的不同观点，反复讨论、公开协商，最终以公共利益为取向，在彼此妥协的基础上做出具有公共约束力的决策来，从而使公共权力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更高的合法性。概括起来，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强调了以下四个要点：第一，“参与”是协商民主的核心。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公民都具有平等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也应该积极地向有关立法和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自己的政策意见和建议；第二，“倾听”是协商民主的根本

6、保证。协商各方对别人的正确意见要吸纳，对错误的意见要宽容，对有合理因素但暂不可行的意见要进行耐心解释；第三，“讨论”是协商民主的关键环节。协商的过程是平等交流、理性讨论、互相说服、集思广益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通报、申诉或抗议；第四，“妥协”是协商民主能否取得成果的必要条件。参与讨论各方都要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给别人利益，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做到双赢。显然，如果协商民主在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中得以有效实施的话，以投票为主要手段的选举民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便可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遏制。对于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哈贝马斯指出应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他说：“一方面是在议会党团的制度化的协

7、商形式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又是在社会公众及民间团体的政治上的语言交往网络中实现的。”(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应具有政治组织间的政治协商和社会公众与政府间的社会协商这两种基本类型。前者可以与议会党团政治制度相对接，后者则可在日常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中普遍使用。显然，借助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视角，我们不难勾画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演进的基本线索。二、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进议会党团制度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但纵观西方国家议会党团决策活动的实践，被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所推崇的通过各政治组织间的协商对话达成共识，从而最终形成公共决策的情况极为罕见，常常被人们耳闻目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