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龙：子犯编钟年代补释(1)

《赵晓龙：子犯编钟年代补释(1)》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子犯编钟年代补释(首发)赵晓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要：子犯编钟的铭文内容与著名的城濮之战有关，诸家多有考释。笔者通过研究，认为钟铭记载“朝王”的年代应该为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关键词：子犯编钟唯王五月初吉自张光远先生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发表了子犯编钟的著录情况后，引起了学者的激烈讨论。子犯编钟共有铭文132字，铭文内容与著名的城濮之战有关，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仅对其中几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试作以探讨。现综合各家意见，先将铭文释写如下(隶定皆用宽式)：　　　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

2、邦。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博(搏)伐楚荆，孔休大功，楚荆丧厥师，灭厥禹(渠)。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易(赐)子犯辂车、四马、衣、裳、带、市、佩。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用为和钟九堵，孔淑且硕，乃和且鸣，用燕用宁，用享用孝，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乐。关于钟铭“朝王”的年代问题子犯编钟铭文时间没有系年，造成了学者认识的分歧，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张闻玉先生认为，钟铭记录了子犯一生之大功，即所谓“晋公子复国”、“城濮之战”、“践土之盟”三件大事。进而认为钟铭“

3、五月初吉丁未”为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子犯等人谋划灌醉安于享乐的重耳，乘醉去齐之时。[1]第二种观点，彭裕商先生认为“春秋器铭的历日基本上都是铸器之日，本器也不应例外。”彭先生坚持初吉即是朔日的观点，因此他“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周历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五月戊申朔，与丁未只差一日”，应即铸器的时间。[2]第三种观点，以冯时、陈双新先生为代表，认为“钟铭纪年明确反映的是子犯佑晋公归国的日期”，丁未是晋文公归国即位之日，即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3]第四种观点，张光远、李学勤、

4、裘锡圭、武家璧、白光琦等先生认为，五月初吉丁未即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惟王五月初吉丁未”，篇首纪时，自是彝铭通例。“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是说自己辅佐晋公成就霸业。“来复其邦”指再现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开宗明义，道出了全文要旨。第二段，“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至“灭厥禹(渠)”，讲城濮之战。第三段讲践土之盟。第四段回过头来讲自己因立功受到赏赐，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丁未，献楚俘于王”，子犯由此受到周王的赏赐，自然最值得纪念，因著其月日于篇，俾垂之百世。[4]以上是诸家的观点，莫衷一是。那么，“

5、来复其邦”是不是张闻玉说的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重耳去齐返晋，笔者以为大有问题。众所周知，重耳去齐后并未立即返回晋国，而是依次经过卫、曹、宋、郑、楚、秦，直到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才返回晋国。若依张先生的说法，那么“五月初吉丁未”与“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的事件在时间上隔三年之久，不符合一般叙事逻辑。实际上，张先生是囿于初吉即是朔日的传统说法，因为此年寅正五月丁未正是朔日，所以他认为“五月初吉丁未”在此年。依彭裕商先生的说法，说的精确一些“五月初吉丁未”，是器主命人铸器之日。因为器铭是“唯王五月

6、初吉丁未”，所以铸器时间只能限定在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至三十三年（前619年）之间。但是彭先生并未找到事先假定“五月初吉丁未”是朔日的那一天，所以只能把与“五月初吉丁未”相近的周襄王二十三年（前629年）五月戊申朔作为铸器日期，因为这一天是朔日。丁未日与戊申日相差六天，与钟铭明显不合，实际上彭先生也是囿于初吉即是朔日的观点。其所说“春秋器铭的历日基本上都是铸器之日”确为春秋铸器的一般情况，但是忽视了铸器勒铭的特殊意义。“彝器之来，嘉功之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铭其功烈，以示子孙”。（《左传》襄公十九

7、年）子犯随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经过多方筹划，最终辅佐重耳回国即位。之后又以“求诸侯莫若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劝晋文公出兵勤王。在城濮之战中又出谋划策，随后举行践土之盟。五月丁未，向周襄王献俘，晋文公受到周襄王册命，达到了“取威、定霸”的目的，子犯也因参与了“克奠王位”行动，因而受到了周王的赏赐。这对他来说应该是至高的荣誉。铭文两次出现“子犯佑晋公左右”，强调子犯的功劳，所以“唯王五月初吉丁未”不可能是随便的铸器的日子。而且，如果是自己选择吉日铸器，东周铸器铭文中一般都会说明。冯时先生推算晋文公元年前后的历日后

8、肯定了王韬《春秋朔闰日至考》提出的“《传》‘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卢柳。’二月无甲午，以下并差一月。前年之闰应移于此年岁终则合矣”的结论。只能得出重耳当于三月丁未“朝于武宫”。由于《左传》记载的历日与诸家历谱不合，转而从铭文“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加以推断。冯先生“认为子犯在佑助重耳归晋的过程中，其作用恐怕也远较他在城濮之战及践土之盟中所起的作用重要”，并且认为：《左传》很多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