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森的社会公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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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雷德里克森的社会公平观　本书从公共行政的本源——“公共性”谈起，对涉及公共行政领域的公正、公平、公民精神、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当代公共行政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下，必须在政治、价值与伦理方面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构建公共行政官员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与伦理准则，保证建立现代民主政府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在本书最后提出的公共行政八原则，值得每一位研究公共行政的专家、学者以及对公共行政感兴趣的读者加以研读与思考。                                      由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

2、、反战运动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风起云涌，这些问题在学术上的体现为对学术界盛行的行为主义进行反思，在行政学上的反应就是关注公共行政中的公正与社会公平的问题，这也是以马诺力（他主编了《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的观点》）、沃尔夫（代表作为《处于动荡时期的公共行政学》）、弗雷德里克森[代表作为《七十年代的邻居控制》（1973），《新公共行政学》（1980）《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平》（1989），《走向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1989），《新公共行政与政府再造运动之比较》（1997）和《公共行政的精神》（1997）等]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兴起以来的背景。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

3、政的精神》是一本公共行政学的重要著作。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的正义观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他认为“社会正义”是除了效率和经济之外的公共行政学的第三个规范性支柱，促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1]4对于“社会公平”的涵义，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学》一书中做出了具体的解释，并赋予其核心价值的内涵。弗氏认为，“社会公平包含着对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

4、求行政组织自身满足需要为目的；社会公平还强调在公共行政的教学与研究中更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实现对解决相关问题的期待。……总之，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2]从弗氏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约翰·罗尔斯的《一种正义理论》对其思想的影响。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探讨了他认为“本书的关键议题”，即“公平与公平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描述了社会公平概念的发展和应用。在第六章特别讨论了代际公平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主要根据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探讨弗雷德里克

5、森的“社会正义观”。长期以来，效率和经济是美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两大支柱。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但仅仅限于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在第四章中，面对诸多对弗氏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支柱的批评中，他回应了最为尖锐的批评：即公共管理者不应当拥有将社会公平作为政策实施的指导方针。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从民选的制定法律的官员那里“窃取公民的主权”。弗氏从西方传统中的两种普遍的哲学观点——执行社会的公共决定和配置公共资源开始，分析了柏拉图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差异

6、，并明确赞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而反对柏拉图传统。从而论证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生命，并说明了社会公平应该与效率和经济一起，作为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方针。在第五章中，弗雷德里克森探讨了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中有关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一些具体问题。弗氏提到，在过去的25年中，“社会公平”一词获得了下述地位：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研究者借以描述分析框架中的变数符号；成为公共行政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成为公务员伦理行为的指南。首先，弗氏探讨了社会公平在哲学以及理论上的发展，并提出了“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单纯的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公平

7、、公平的领域、机会的公平和公平的价值。接着，他论述了社会公平应用于实践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社会公平已经成为（美国）政策判断和公共行动的标准，平衡效率、经济和公平的要求是公务员的职责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公共行政人员愿意致力于实践社会公平。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204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公平原则指导着我们对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解，它要求我们既要高效，又要公平。”[3]弗雷德里克森直接从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思想体系中获取坚定的理论依据。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在一个技术复杂的背景下公平地对公民进行回应要求具

8、有原则性的思想和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