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无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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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之路无坦途邓广描绘1998年和1999年中国大陆精英知识分子的论战不可避免地要叠映出他们的自份、学术资源、个人经历，社会经济地位等等。譬如，我们发现国内新左派知识分子多有中文系的经历，年岁较轻，六十年代后出生的居多；国内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是以历史学、政治学为业；国内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以学经济学，许多人从政。历史地描绘一场精英知识分子的论战要注意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互动关系，包括哪些媒体（是电视、行业报纸、商业报纸、综合性报纸、、文娱性报纸、专业杂志、综合杂志、人文杂志、广播……）以什么样的方式（访谈、长篇学术文章、随笔、讨论会纪要……）发布

2、，发难与回应的频率，牵涉进新人的速度等等。虽然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但在任何情势下我们描述一场知识分子论战时都应该辩析在个人的声音后面有无权力的阴影（山西学者谢泳的几本书提供了这方面很好的证据，值得提醒读者的是当年的教授可能心怀恐惧，今天的教授可能“”）。最后才是倾听论争声音的语气、语态、语调。确切了解上述事实，我们也就基本上把握了一场论争，有时顺时代地叙说倒是一种遮羞的方式，以堂皇而确定的姿态掩盖因信息不完全的种种空白，编造出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历史的样子，笔者尝试另一种叙述策略，旨在显示具体历史情境中诸多犹豫与果敢，彷徨与

3、坚忍，怀疑与坚信，苦苦挣扎与守成安逸。韦伯等社会科学家提出了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具体历史中人在报刊的文艺副刊、周末副刊、读书栏目或有线电视台的读书节目当中出现时，在一场访谈、言讨会、笔谈、口述实录、同仁杂志中是否还能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呢？笔者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学者不仅在大众传媒上甚至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国内、国外）或向领导、企业家上交的报告中无时不刻地不在作秀。价值中立的原则在意图上是好的，在效果上却无从检验、无法达到。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也会看到那些貌似价值中立的学术文章背后隐藏了多么大的价值预设。笔者在阅读当代中国的学术文章时时时有此感受，但

4、这不是说价值先设不是当的，而是说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价值中立的学术原则。那就是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发言场合适合时机地摆出自己的价值立场，尤其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和为强势集团张目的人（这里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来功分利益集团这一笼统的概念，大多数农民，城市工人十一亿多人是属庞大的利益集团，但他们的利益得到表达和考虑的机会却比他们人数少得多的企业家、经理集团少得多，因此前者是弱势集团，后者是强势集团。）不摆出自己的价值立场当然有许多好处，虚假的价值立场在传媒时代尤其或以瞒天过海欺骗广大群众于一时9自由主义者担心享有直接民主的民众被人

5、利用也有这层考虑），譬如，撒切尔夫人初上台时，民意支持率很高，虽然她的政经政策十分不利于广大下层人民，但人民被她经济自由的价值说教所蒙蔽，直到十余年后一起吞咽苦涩的果子，撒切尔夫人下台时民意支持率只有20％。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话语权和接受信息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朱学勤先生在1995年10月的《读书》上那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描摹了这种情况的一种结局。“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两种人其实都已“返回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另一种现状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等一部分省会级城市的学术资源要

6、比其它地方占优，北京、上海比广州、武汉等一部分在学术资源上较占优的城市更占优。北京、上海或说全国的某些（极少数）学术机构的学术资源比其它地方占优。如此种种决定了前者讨论的问题更具“学术性”，更容易发表，更象“真问题”、“真学问”，后者的关怀则显得朴拙。在描述1998年和1999年中国大陆精英知识分子的论占时应当牢记这种失衡的现实学术资源格局。至少\以下一些问题是人们感兴趣的。中心讨论的问题对边缘地区是否也是问题？如果是，是心讨论这些问题时，什么样的语气、语调、语态、语速可以使边缘地区更好地理解、认知、把握这些问题，进而找到解决自身“本土”（l

7、ocally）问题的路径，如果边缘的知识分子能从中心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一些路径上的提示或指明中心与边缘现实问题起点的异同不是更有益吗？当然，这么提问题是因为笔者相信，虽然中心、边缘有重大不同，但它们毕竟是在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这一共同的蓝天下，所以理论旅行的结果不会是“错把杭州作汴州”的吧。正如朱学勤先生在提及“六八年人”时谈到外界环境，学术中心和学术边缘各自享有的外界环境非常不同，这也会使得他们各自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不有一种情形也很有意思：汪丁丁和《中国经济时报》某版编辑。这些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也会决定历史的样子

8、，将来这种作用会更加突现出来。相约与告别1999年2月9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之“思想学术版”发表了韩毓流的“新年答客问”回应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