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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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相如是我国汉代著名的辞赋家，班固称他为“蔚为辞宗，赋颂之首”[[1]]，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说：“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将其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相提并论，并认为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2]]。可见，在中国文学史上，司马相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至于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则是载入史书的第一例，再经过人们的颂扬传承，更加是尽人皆知，可谓是古今才子佳人故事的第一人。其实，除此而外，司马相如还曾出使过西南夷，写有《喻巴蜀檄文》《难蜀父老文》两篇文章，为汉武帝通“西南夷”作出过巨大贡献。然而，人们对此一问题的认识还并不深入，不及相如

2、的文学成就和爱情故事。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深入的阐述，使相如的这一历史事迹得到彰显，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在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生活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部族，《史记》中将之称为“西南夷”。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西南夷主要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夜郎，主要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北部以及云南东北、四川南部与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滇，主要分布在今云南东部滇池附近地区；邛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东南地区；嶲，即越嶲，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地区；昆明，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部、北部地区；徙，主要分布在今四川雅安北部地区；笮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南地区；冉、駹

3、，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茂县、汶川一带；白马，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武都一带。可见，这些部族主要活动在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在民族学上是今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区。“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其中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3]]因此，板块内的民族、文化构成相对来说是单一的、稳定的，而走廊内的民族、文化构成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处于动态中。藏彝走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洛渝地区”[[4]]，与“西南夷

4、”地区大致重合，不仅是我国古代民族频繁活动的区域，也是我国现今民族最复杂的交错分布地区。确实如此，按照司马迁的记述，“西南夷”明显地可以分为四类。夜郎、滇、邛都为一类，都是椎髻发式，农耕邑聚；嶲、昆明为一类，皆编发，游牧迁移；徙、笮都、冉、駹为一类，他们或土著、或移徙，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白马为氐族，为农耕民族。这种划分无疑是以民俗和生产方式为标准的，也符合“西南夷”地区的地理条件。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西南夷”地区处于我国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其西部地区是有名的横断山区，大雪山、云岭、怒山等南北向的山脉平行排列，横断东西交通，并且地形复杂，气候垂直

5、变化显著。东部则是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岩溶地貌，形成许多山间小盆地。北部是川西高原，分为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山地两部分。川西北高原丘谷相间，谷宽丘圆，排列稀疏，广布沼泽。川西山地西北高、东南低，根据切割深浅可分为高山原和高山峡谷区。在人类社会初期，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夜郎、滇、邛都无疑是云贵高原上的农耕民族，有一些盆地耕作，高温多雨的气候也适宜作物的生长。嶲、昆明无疑是横断山区的游牧民族，由于山高谷深，耕种条件不很理想，但垂直变化的气候，适合于放牧。徙、笮都、冉、駹是川西高原的半农半牧的民族，在川西北高原的以放牧为主，在川西山地的以耕作为

6、主。白马氐为羌人的一支，在甘南地区，以农耕为主。其实，在司马迁之前，司马相如就对“西南夷”作过划分。他以巴蜀为基点，按照地理方位把“西南夷”分为“南夷”和“西夷”。在《喻巴蜀檄文》中，相如写道：“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和“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在《难蜀父老文》中，相如写蜀父老言道：“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两文所指皆同一件事，可见“南夷”显然是指夜郎。接着，相如继续写蜀父老言道：“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此一言语明确是指相如奉使通邛、笮、冉、駹之事。可见“西夷

7、”就是邛、笮、冉、駹。又，相如在《难蜀父老文》继续写道：“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索隐》注“二方之君”曰：“谓西夷邛、僰，南夷牂柯、夜郎也。”如此，“南夷”是指夜郎，西夷包括僰、邛、笮、冉、駹。而对于滇、嶲、昆明，相如则没有涉及，可能是与他没有深入到过西南夷地区，只认识到了与蜀郡相邻的民族地域有关。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几乎没有提及“西南夷”，说明他们与中原地区处于隔离状态，经济、文化交流不多，还没有被当时的史家所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