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与本土生态知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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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33卷第1期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月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JournalofSocialSciencesEdition辫生态人类学与本土生态知识研究——杨庭硕教授访谈录杨庭硕孙庆忠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家。1942年生于贵州贵阳，苗族，1979年考入云南大学，师从民族学家江应操先生，1982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嗣后任教于贵州民族学院。1999年至今任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生态人类学、历史人类学以及经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区的本土知识及社会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代表作

2、有《民族、文化与生境》(1992年)、《西南与中原》(1992年)、《相际经营原理——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1995年)、《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1998年)、《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2004年)、《生态人类学导论》(2007年)、《本土生态知识引论》(2010年)，以及《杨庭硕民族研究论文集》(2012年)等l0余部。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题记：作为一名国内知名、颇具国际影响的生态人类学家，杨庭硕教授的研究虽立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本土知识，关注的却是地球村时代的生态危机及其应对策略。在人与自然的寄生性关系中，他始终强调

3、人对自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积极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他的学术思想更彰显了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深切的现实关怀。2015年11月1日，他应邀参加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在6小时的深度畅谈中，杨先生以其深邃的生命体悟和鲜活的田野经验，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他对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之关系的思考。现将访谈辑录成篇，以期读者在他的学术发现中理解本土生态知识的特点及其特殊的应用价值。一、“当一个石子是我终生的追求"孙庆忠(以下简称“孙”)：杨老师，很高兴您能来到北京，接受我们学报的专访。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为中国的生态人类学研

4、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苗族的后裔，您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对那些潜藏在民众生产生活中的生存智慧都有独到的理解。因此，我们今天的访谈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您的知识背景；第二是您对生态人类学的探索与发现。1979年您进入云南大学，师从江应糅先生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当时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在37岁时投身于此?师从江先生受益最多的是什么?而今回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为您后来的学术研究做了怎样的铺垫?杨庭硕(以下简称“杨”)：从1979年才开始读研究生确实有点晚了。在我们那个时代，求学求知不可测的因素是很多的，我此前的个人经历对我走上人类学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1950

5、年代在人生要进大学的转型期，中国政府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向往着向“科学进军”，就这样奠定了我个人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但是，我偏生不走运，视力有缺陷，攻读自然科学，身体条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全凭中学老师的支持，我才顺利地读完了高中。走上人类学的道路，个人经历有一定的基础。我生长在一个多民族的省区——贵州，我的幼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跨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差异，早就有一定的实感。而且，养·6·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成了关注异民族文化的兴趣和爱好。在其后的经历中，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政治运动，但这种爱好坚持了下来，对自然科学的爱好

6、和认真的学习也坚持下来了。这两个方面的基础，奠定了我以后能够专修人类学的起步条件。我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附设有初中班的小学当老师(当时的术语称为“带帽中学”)。我工作的小学地处于一个苗族社区。当时只有5个老师，其中4个是当地苗族。我跟他们学苗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都要回家种地，事实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几个学生。所以，这个“带帽中学”的课程都得我来教，从化学、物理到音乐、体育。我觉得这个经历非常有用。虽然自己学过，但是等到自己要教的时候，还是逼着自己再学习。因为很多人都不读书了，来的三五个人都是最想学的学生。那情形就像今天带博士生一样，当

7、年的小学生就是这么带过来的。这样的经历，深化了我对当地民族的理解。攻读研究生期间，我的第一个田野点是贵阳市高坡乡，这就是我曾经当中学老师的地方。那里有苗族、有布依族，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里原来是彝族水西土司的设防区，还有一些人知道当地彝语地名的来历。因而在这里教学的经历，相当于给我上了人类学的实践课。研究生的田野调查点选在这里，而且收获丰硕，看来我是很幸运的。“改革开放”后，我有幸考取云南大学的研究生，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当时我不知道民族学，也不知道人类学，那个时候它们还是“资产阶级反动学科”。我考进云南大学以后，1980年在贵阳召开第一届民族学学会时，民

8、族学这门学科才得以正式恢复。也是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