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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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裕生活的意义许多民族的历史都表明，一个在贫穷中尚能保持顽强的生命活力、自强不息的民族，却常常会倒在富裕的锦榻上。对于家庭和个人而言也是如此。中国古人对于财富带来的道德和精神败坏，以及其对家业和子孙的致命打击和毒害，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传之后世的各种家训中充斥着这种警示。也正因此，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格言才会被代代传诵。古人的这种担忧其实是有道理的，在今天也同样如此，如果不是更为严重的话。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许多中国人从赤贫走向了巨富，面对骤然光临的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他们迅速从手足无措滑向了肆意挥霍。许多聪敏的商人已

2、经紧紧地盯住了这些人的钱包，想方设法用浅薄的奢侈感、上流感来掏空他们的钱包，并让他们幸福地以为这是一个填充头脑和丰富心灵的过程。比如，在上一篇专栏《苍白的企业文化和焦虑的企业家》中，我们曾经提到的那个令企业家匍匐膜拜的思八达教育集团。这些企业家希望用奢侈感、上流感、成就感来缓解的真正问题是：如何面对财富充沛之后的生活，如何让财富变得有价值、有意义。这是我们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世界性难题。对于中国而言，富人们对待财富的方式还与政治秩序、公共道德密切相关。当代中国人的财富伦理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专栏中讨论

3、梳理这个问题，或许这个基于历史的回顾能使我们更好地认清自己，并使我们更为坦率也更为自信地对待财富带给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古代的中国人对商人及其伦理充满戒惧和警惕，这是抑商政策的部分起因。不过，从南宋以后，对于财富的这种恐惧得到了缓解。宋明理学通常被认为提倡一种极端严酷的道德戒律，“存天理，灭人欲”，极端敌视利益的商人。令人惊奇地是，这种望文生义，并且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误解，竟然会流传那么长时间。事实上，朱熹本人就曾经刻书求利。夫子晚年定居当时全国刻书业中心的福建建阳，为了赚一点“文字钱”，在讲学之余，也常常刻书求售。如同严蕊、尼姑、儿媳等情色事件一

4、样，刻书也被粗暴地当作道学家朱熹虚伪猥琐的精神世界的象征。但事实要比这个简单的误解复杂得多。理学并不敌视商人的经营行为，而且还为其提供了正当性辩护。理学家所言的“天理”，并非某种先验的道德律令，而是立足于人的“性”或者“心”，是百姓日用的归纳和抽象。因此朱子说“人欲中自有天理”，“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正所谓“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商人们从两个方面发展了朱子的论说：一方面，他们有些刻薄地指出“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二者都是为了很世俗的目标，无所谓高下；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贾道中自然蕴含着仁义与政道，他们

5、自言经商时：“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甚多”。浙东大儒叶适甚至认为没有功利的道义是空言，“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或许我们可以做个简单地类比，韦伯曾经指出新教伦理所哺育的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赚钱是人的天职，是取悦上帝的方式。在理学家的眼里，经商逐利是人欲的合理部分，甚至在明清商人眼里，经商逐利是才能的展现，乃至是道德完善、修身知至、荣耀先人的工具。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理学舒缓了，而不是加剧了道德与商业、价值与财富之间的冲突。并且使得财富和欲望不再那么恣肆

6、和放纵。因为这些论证，不仅改善了商人的地位，而且改造了商人的伦理世界，赚钱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为了满足欲望，而且是自我完善的正当手段。这与儒生们通过学习经典、修身齐家完善自己的道德达到口圣是异曲同工的。历史学家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的工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人的自我组织程度大大提高（比如十大商帮以及各种会馆），也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比如行会参与城市的公共管理），商人在宗族中也有较高地位。对于明清工商业发展的原因，历史学家们还有很多争论。但如果商业活动的罪恶感不被解除，商业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吗？理学家对商人的驯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现存的徽商深宅大院

7、中，朱子的语录随处可见，而《朱子家礼》也是徽商族规家训的蓝本，甚至朱子本人也成为徽商供奉的对象。与新教伦理一样，对于商人而言，这种论证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财富给商人带来的压力与虚无感，降低了财富败坏本人、家族和后代的道德与能力的可能。虽然徽商纵情奢侈的举动也不少，西门庆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并未绝迹，但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好商人的标准，有意义的富裕生活的目标被树立起来。因为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项没有止境、时刻不能放松的事业，而且，当财富与人的欲望，与口腹之享、声色之乐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直接的时候，人们因为财富而扭曲自己心性的可能也就降低了。但是，简单地将新教

8、伦理与理学家的商业伦理类比无疑是一件在思想上过分偷懒的做法。我们还要特别小心地指出，新教伦理与理学家的商业伦理之间的差别。新教伦理不仅使商人们的牟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