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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年第7期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业绩恶化趋势的现实及理论解释卢荻郑毓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内容提要:相关文献中关于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业绩愈趋恶化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归类为两种相互竞争的解说,一是“低效率体制导致业绩恶劣”论,二是“竞争强化侵蚀企业利润”论。本文在批评和综合上述两者的基础上,试图将被忽略的需求条件和产业结构变动纳入分析,并由此判断,企业财务业绩愈趋恶化其实是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的共同结果,这意味着从上述两种解说得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会陷于片面。关键词:企业财务业绩所有制市场竞争一、企业财务业绩恶化趋势的各种解释企业财务业绩急剧恶化,是90年代中国工业经济
2、的显著特点和严重问题。迄今,针对这个课题的有关学术研究,大致上可以归类为两种相互竞争的解说,一是“低效率体制导致业绩恶劣”论,二是“竞争强化侵蚀企业利润”论。前者包括Bai等(1997)、曹远征等(1997)、樊纲和胡永泰(1996)、拉尔第(1998)、珀金斯(1999)等论著,基调是国家所有制本质上既是低效率也改革不了,因而大规模民营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包括艾殊和贺力平(1998)、谢千里和罗斯基(1995)、诺顿(1995)、拉伊斯(1997)、王小强(1998)等的竞争中心论,其基调是,以非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入为表征的市场竞争大大侵蚀了工业利润,而这种竞争强化与财务业绩恶化综合起来
3、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应该是促进而非阻碍。上述两种解说都是仅以微观经济学为立论基础,且即使在微观层面,也没有清楚阐明中国工业发展中市场竞争的特质。对此,可以引用有关文献中近期涌现的一批工业行业研究论著作为补充。《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9)》、诺伦(1996)、江小涓等(1999)、卢荻和陈文鸿(1998)等的研究都指出,90年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产业集中度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是需求增长趋于放缓,这或许正是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与财务业绩发展背道而驰的原因。由此,张军(1998)提出一个相当重要的论断,即竞争强化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取决于市场规模,也即需求增长速度。与此相应,卢荻(19
4、99)进而指出,不仅工业利润率持续下降趋势是个宏观现象,而且需求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宏观层面上决定的。本文的要旨,正是在批评和综合上述两种解说的基础上,试图直接将市场结构、需求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体制因素等等,引进有关1980—1997年期间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业绩发展趋势的分析。必须指出,本文的涵盖范围仅限于上述课题,而不是要全面评价在此期间的企业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各种相对业绩表现;有关全面评价方面,可参阅卢荻(1999)及其引述的相关论著。二、(低效)体制中心论及其批评有关中国研究文献中的所谓“低效率体制导致业绩恶劣”论,包含着一系列性质上颇不相同的39卢荻、郑毓盛:
5、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业绩恶化趋势的现实及理论解释论断。概念上,这个解说始终必须建立在一个能够清晰界定最优或最有效率状态的经济理论上,并进而将现实中国工业企业的业绩恶化归结为对这种状态的偏离。Bai等(1997)一文的要旨正是如此,其立论基础是概念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利润极大化企业,断言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的行为普遍偏离利润极大化而追求产出极大化。这个论断的现实准确性相当可疑。根据1995年工业普查的资料,中国的亏损企业明显并非过度扩张产出,它们的实际产出只占到可能产出的四成左右;就国有企业方面,同年,它们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53178%,年末资产和职工人数则分别占59199%和5
6、2106%,而存货与资产的比率更比平均水平低2151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为《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各卷,下同)。离开了界定最有效率状态的理论基础,体制中心论的其他种种论断就显得相当任意了。例如拉尔第(1998)就断言,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高负债资产比率,反映出它们之中很多是创造着负数的价值。这一断言显然欠缺支持,因为高负债的根源不一定是来自企业本身。它可以是来自各种既跟企业效率无关,也非它们所能控制的外部因素,诸如直接融资市场尚欠发达,或是国家财政困难因而对国有企业注资不足,又或是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因而需要企业担负起就业和
7、福利保障的责任,等等。①这最后一个因素特别值得提及,因为体制中心论的另一个重点论断,是将企业业绩恶化归结为主要是职工收入过度膨胀所致,这就轻易地否定或至少忽视了职工就业和福利保障的价值。可以设想,亏损企业如果能够解除负担,将离退休职工对在职职工的比例以及离退休金对全部劳动成本的比例拉低至全部企业的平均水平,则它们的账面财务业绩将会立即大幅度改善,然而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效率也相应大幅度改善了。在经验分析层面,体制中心论的准确性始终依系于它所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