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拓展】论孙犁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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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信息拓展】论孙犁的“病”一   疾病对于孙犁而言，几乎是一种个性化的标识。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他恐怕是谈论自己的病最多的作家。直到晚年，孙犁在《〈善室纪年〉摘抄》中还反复提到“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直到十岁乃愈，且在抗战期间，“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1](P265)而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次旧病复发是孙犁对疾病的最早谈论。1946年4月10日，在给田间的信中，他说：“从去年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但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

2、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2](P360-361)而1948年9月7日，在致康濯的信中，孙犁提及到深县担任行政职务，是为了“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的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2](P358)。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一，正值青壮年时期的孙犁对疾病不断提及，足见“病”在当时就已经给了他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其二，疾病的诱因更多是与其“好思虑”和“文墨生涯”有关。对于长期困扰自己的疾病，孙犁后来也有比较理性的认知：“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

3、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1](P104)“反映在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容易激动。”[2](P322)   1956年3月间，当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写作临近尾声，孙犁一天午睡起床突犯晕眩跌倒，磕破面颊，流血不止。这次犯病对其后半生而言，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作为作家，其读书、写作由此进入所谓“十年荒于疾病”的空白期。我认为，孙犁在1956年的再次犯病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具张力和阐说空间的事件，对于它的探究将会为人们更深入地解读孙犁提供更多

4、可能。例如，对此我所要质疑的地方有：其一，相对于战时来说，“进城后”的孙犁物质生活条件显然有了巨大改观，导致其犯病的外在因素应该说已基本消除，那么，其犯病主要由内在焦虑所致，而其内在焦虑又具体有哪些？其二，经过犯病当年的旅行和其后三年的疗养，他的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从孙犁疾病恢复后的创作情况来看，其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动机？总之，在我看来，孙犁从1956年开始的“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大有深意的“文本”，有待我们进一步解读。   二1956年犯病之初，孙犁听从同事们的劝告，试图以旅行达到治疗目的，但并未奏效。他对于自己的疾病导源于内在焦

5、虑，其实早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然而有时却喜欢笼统归结为外在因由，如在与郭志刚的谈话中，认为自己当年犯病是因“岁数到了中年，有些病就要爆发了”[2](P322)。而把病因笼统归结为人到中年的身体状况变化，显然不是很有说服力。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孙犁在谈到自己“进城后”所表现出的“好古”倾向时，认为其内在因由在于想以此缓释内心焦虑，说“我当时处境，已近于身心交瘁，有些病态”[2](P222)。此语出自1987年9月15日写讫的《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开头部分，9月17日他又为此文补充了一段“附记”，其中有：本文开头，说我进城初期，已近于身心交瘁状

6、态，殆非夸大之辞。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结发之妻，虽常常独自饮泣，但她终不知我何以得病。还是老母知子，她曾对妻子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2](P222)   这段话最明白不过地表明，即便在当时，孙犁对自己的病因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然而，他当时何以对自己的病状提及较多，而对病因却讳莫如深，到后来虽有时谈及但仍然明显有所忌讳？其犯病显然是由焦虑长期郁积所致，孙犁对此却有意语焉不详或不愿提及，那么，其焦虑郁积到底表现为哪些方面？换言之，当时他心里到底“过”了哪些事？   根据传记材料可知：孙犁幼时因父亲在外经营生意，家

7、道比较殷实，而他是家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周围长辈对其宠爱有加。参加革命后，常年奔波在外的孙犁几乎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家的牵念亦比较少。然而，1946年父亲的病逝深刻改变了其心态，让他意识到自己之于家庭的责任。晚年，他在《父亲的记忆》和《〈善室纪年〉摘抄》中分别写有：“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1](P293)；“父亲死后，我才感到我对家庭的责任”[2](P15)。在次年的土改中，孙犁家因曾有人在外经商，家里又置有不少田地且雇有长工，处境不是很好。对于家庭命运的担忧显然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土改试点中，孙犁看到对地主阶级“一打一拖”的左

8、倾“灵活性政策”，内心更是不安。那时，他或许就渐渐感受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微妙处境，而他急于想回家看看的心情亦得不到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