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拓展】“沉默的鲁迅”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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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信息拓展】“沉默的鲁迅”及其意义一鲁迅1909年由日本回到中国再到1918年发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其间大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这十年被学术界习惯地称之为“沉默的十年”。“这十年，与他频繁转移的生活轨迹相比，他的笔述生涯则暂显停顿，比较于其前的慷慨激昂的日本时期和其后的‘一发而不可收’的五四时期，显然独自构成了一个‘心声’隐默的十年。”不过细致地划分，这十年又大致可以分为回到故乡越地(杭州、绍兴)的3年多，与到教育部(南京—北京)任职的6年多，即寓居S会馆的时期。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这是鲁迅传记中“最弄不懂”也“最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孕

2、育了可以称之为文学家鲁迅的基点的东西，那就是“无”。而“所谓‘无’则来自于对政治革命的绝望而产生的自觉，正是在‘无’的绝望之中，文学家鲁迅才得以产生。”伊藤虎丸则认为鲁迅并非因为对于政治的绝望才回到文学，而是透过这一段沉默的反省，达到了一种“罪的自觉”，从而赋予他“作为主体‘个’的责任意识”。所以这一时期结束的标志的《狂人日记》是“作者的告别青春，获得自我的记录”，从而使他“确立了‘真正的个人主义’，也即“科学者的自觉(即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诞生)”。他们都强调了S会馆的沉默时期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过由于鲁迅这一时期留下的文献资料的确不多，再加上竹内直观式描述所透现

3、出来的日本式幽玄，因而带有明显的推测与猜想性质。彭小燕通过对鲁迅本时期有关史料的详细解读，认为归国初期的鲁迅一方面透过蒙昧、守旧的国民精神状态与社会文化氛围，1918年以后对于封建专制秩序及其礼教文化的批判与思考在这一时期已经生发、形成了；另一方面在私人生活困境与社会化价值危机的双重压力下，鲁迅精神生命中的一种根本元素——“最透彻、最纯粹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汪卫东也认为，“鲁迅在《新生》事件之后的一系列文学启蒙的挫折中，第一次产生了绝望，绝望来自对‘庸众’麻木的深切体验，这就是‘荒原’、‘寂寞’和‘无聊’感，并转而对自身行动能力产生怀疑。”陈方竞则

4、根据学界关于鲁迅这十年里辑录古籍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的发现，进一步提出“魏晋感受”、“浙东情结”构成了鲁迅生命之根，并形成了他“以‘魏晋’为内核，倡导五四新文学发生的浙东背景”。李欧梵也认为：“鲁迅生活中的‘过去’并不是蛰伏在他意识中的一个消极因素，相反，它在他的创作中积极的起着作用，如一片沃土，如催唤他的使者”。同时他对古籍的收集、比较、编校等只是与学术的活动也“为他今后的创作活动暗中做了储备”，因而“他实际上是抓住这段精神压抑的时间，从不断积累的文化资源中建立某种可资参考的框架，在其中寄托他生存的意义。”沿着鲁迅与越文化关系的这一思路，笔者以为还

5、可以做更深入的探讨。一方面承接在日本展开的“新生”文艺运动，鲁迅回到越地故乡作了进一步探索与思考，在编校古籍中对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作了深入发掘，同时创办《越铎日报》开始了公共空间的批评与探讨；另一方面，在他所遭遇的空前的寂寞、绝望与虚无的精神危机中，他又通过回到自己精神故乡的返顾与寻觅，吸取抵抗黑暗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从而构成了他现代主体精神结构的一个内在的前提。1909年鲁迅由日本回到国内，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有“谋饭”的意味，但是在他决绝地离开故乡十年，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后，再重回故地，毕竟是别有一番滋味。首先便是“无辫之灾”。晚年的鲁迅曾回顾他回国后的经历说：“

6、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我回中

7、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其次是饱尝封建专制压迫之苦。晚清政府在庚子事变酿成的空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被迫实行新政，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堂。浙江省也于1908年兴办了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开始新学教育。鲁迅回国后即就任该校的化学与生理学教员。但是在开明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