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拓展】学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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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信息拓展】学者鲁迅一、　章太炎：“学问”与“革命”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鲁迅正在病中，“精神委顿，便不能按日写日记”，因而无从知悉他当时的想法。病情转好后，鲁迅挥笔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文，特别提出章太炎的革命志向与实践：“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将章氏最为人称道的佛学与国学研究，置于增进国民道德与爱国热肠的目的之下，意在揭出章氏的学术与革命之关系，并慨叹“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

2、史上还要大。”鲁迅早年留学东京时，曾于民报社亲炙章太炎，对章氏的学问根柢，当然不会漠然无识，此时特别突出其作为“革命者”的一面，显然另有措意。后人对于死者的描述，不免是一种建构，建构的方式，也总是随时代环境与个体心境而发生改变：或突出不同的方面，或对同样的现象做出不同的阐释。因此，对于这些描述，不能做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理解，将其视为“从来如此”的“事实”加以接受，而应将这些“突出”与“阐释”置入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做出分析。鲁迅的这一写法，周作人是有所领悟的，他在《民报案》一文中写道：“太炎的有些文章，现在收在《章氏丛书》内，只像是古文，当时却含有革命意义的，鲁迅的佩

3、服太炎可以说即在于此，即国学与革命这两点。太炎去世以后，鲁迅所写的纪念文章里面，把国学一面按下了，特别表彰他的革命精神，这正是很有见地的。”学问与革命，即不能偏废，全然舍去学问一面，又有所强调，突出“革命者”的形象，在周作人眼里，两者缺一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这里，“学问”的合法性，未必如此牢固。“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鲁迅始终对“知识”以及“惟知识之崇”有所警惕，“文学家的根本态度”使其在“教书”和“写东西”之间选择了后者，这背后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学问的合法性的动摇，对这一合法性的怀疑与重建伴随着鲁迅的一生，也伴随着后人对“学者鲁迅”的建构。二、

4、“学者鲁迅”的浮现与知识论体系的转换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人们最初面对他的背影，首先认定的，他是一位‘青年的导师’，一位‘被压迫民族与民众的代言人’。”这些认定所依据的文本，多是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感、翻译以及书信。然而，这并不是鲁迅留下的著作的全部。在鲁迅逝世八天前的日记中，还留有这样的记载：“十一日。星期。晴。上午孔若君寄赠《中国小说史料》一本。”鲁迅生前不止一次地表示编一本较好的文学史的愿望，并为此做了不少准备，这本《中国小说史料》是否也是准备之一，现在当然已无从确认，但说他对此保持了一生的兴趣，恐怕是不错的。对文学史的兴趣立刻让人想到《中国小说史略》，而鲁

5、迅的学术著作却远不止此，至少还包括《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承《后汉书》、《嵇康集》、《岭表录异》、《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汉画石刻》等等，这批作品，隐隐勾勒出一个潜在的“学者鲁迅”的形象，此时，如何对其加以命名与叙述，给予正面的或负面的评价，便成为一个可能的问题。在鲁迅去世时的众声喧哗中，蔡元培的挽联颇引人注意：“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重视鲁迅的学术著作，似乎是蔡元培的一贯思路，其《鲁迅先生全集序》中写道：“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

6、，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同样注意到鲁迅在考据辑佚方面的功夫的，还有赵景深、郑振铎、台静农等人，赵景深称《古小说钩沉》“采辑审慎、搜罗宏富、比类取断、删汰伪作”，郑振铎谓鲁迅的辑佚工作具备“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阔的披览”，台静农则赞《唐宋传奇集》曰：“先生是集，则将一切纷误，廓面清之……《稗边小缀》……多精心之考证”。然而，“清儒家法”本身绝非某种单纯的治学工具，有清一代在考据辑佚上严格的方法论限制，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复杂历史关系的产物，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来回应现实命题是儒学的基本特征，而清儒对于古代典制的细密考掘，实际上也正回应着清代帝国政治的不断变迁，正是这样一种

7、特定的思想背景，支撑着“清儒家法”的传承与使用，也赋予其中的知识产物———也即“学问”———以合法性。换言之，特定的思想背景与知识论结构，规定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归宿：也即什么样的知识是有意义的知识，什么样的学者是有意义的学者。同样的方法，在不同的知识论结构中，也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而所谓“为考据而考据”，正是抽去了一切知识论结构的结果———成为无意义的知识产物。随着清王朝的解体与民国的建立，“清儒家法”失去了其知识论背景，仅仅停留在继承清儒的考据辑佚之法，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