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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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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过剩通勤探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启示摘要:过剩通勤是评价城市通勤效率与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研究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引发了大量关于城市通勤效率和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背景下的职住分离和交通拥堵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过剩通勤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文章首先回顾了过剩通勤概念的提出和基本假设,总结了过剩通勤研究的方法论进展,重点归纳了过剩通勤的形成机制以及在相关政策上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提出了过剩通勤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城市通勤效率变化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的启
2、示与借鉴。关键词:过剩通勤;通勤效率;职住平衡;研究进展中图分类号:F50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04通勤是现代城市经济系统中重要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其强度是城市经济活力的标志。但是,当通勤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引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问题,进而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在现有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城市通勤效率,过剩通勤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过剩通勤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持续了近30年,但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国
3、内学者已经开始对过剩通勤开展实证研究[1],但目前还没有对过剩通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系统性的总结。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剩通勤概念的提出和基本假设,总结了过剩通勤研究的方法论进展,重点归纳了过剩通勤的形成机制以及在相关政策上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过剩通勤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城市通勤效率变化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的启示与借鉴。1过剩通勤概念的提出与基本假设过剩通勤(excesscommuting)是指在不改变城市职住空间分布现状的条件下,即不改变城市空间结构的前提下,通过相互交换居住地与就业地,使城市通勤在理论上达到最小
4、值,实际通勤与理论最小通勤的差值即为过剩通勤[1-2]o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汉密尔顿(Hamilton)提出的,只是他使用的是"浪费通勤"(wastefulcommuting)这个术语[3]。后来,斯莫尔和宋(SmallandSong)使用了一个更为中性的术语“过剩通勤”来替代“浪费通勤”一词[2]。过剩通勤是建立在理论最小通勤假设上的研究方法,假设研究区域内的住房和就业岗位无差别,通勤者愿意按照最优化原则相互交换居住地或就业地,从而使通勤达到最小值,即为理论最小通勤。因此,理论最小通勤反映了一种职住接近的理想化状
5、态。2过剩通勤研究的方法论进展2.1理论最小通勤的计算方法计算过剩通勤的关键在于计算理论最小通勤。汉密尔顿根据单中心模型理论,假设居民通过权衡居住和通勤成本获得最大效用。他用负指数密度函数表示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分布,并分别计算了居住地和就业地与CBD的平均距离,并将两者的差值定义为理论最小通勤[3]。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过剩通勤偏大,在对14个美国城市的实证研究中,汉密尔顿发现实际平均通勤几乎是预测的最小平均通勤的8倍,有87.1%的城市通勤是过剩的,他对21个日本城市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怀特(White
6、)对汉密尔顿的计算结果提出质疑,她采用交通问题中的线性规划方法来计算最小通勤[4]。怀特将研究区域以辖区为单位分成许多小的单元,假设区内的通勤是优化的,不需要交换,而不同区之间的跨区通勤是非优化的,在不改变职住空间分布的条件下,不同区之间的居民通过相互交换居住地或就业地实现最优组合,使总的通勤成本最小化。她对美国25个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只有11%的通勤是过剩的。两位学者得出的相反结论引起大量的讨论,汉密尔顿认为导致他们的计算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怀特的区内通勤是优化的假设,另外一点是他们分别使用
7、距离和时间作为通勤成本产生的差异[5]。斯莫尔和宋解释两位学者研究结果的差异,是来自对理论最小通勤的不同定义[2]。通过两种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汉密尔顿采用的是模型方法,其单中心模型假设与实际城市空间结构不符;而怀特采用的是实证方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她提出的线性规划方法来计算最小通勤被后来的学者广泛采用。2.2相关概念的补充过剩通勤可以用来衡量城市通勤效率的高低。但是,在进行不同城市间或同一城市不同时期的通勤效率比较时,如果仅采用过剩通勤作为唯一测度指标,则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不少学者在过剩通勤理
8、论基础上,提出了其他相关概念作为补充,以弥补传统过剩通勤概念的不足。霍纳(Horner)提出了理论最大通勤概念,即在不改变居住与就业空间分布的条件下,居民通过相互交换居住地或就业地使总的通勤成本达到最大值。一个城市平均最小通勤和最大通勤组成的通勤范围称为通勤容量(commutingcapacity)或通勤潜力(commutingpotential),霍纳认为实际通勤越接近最大通勤,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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