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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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　　摘要：民间宣讲是用“俚俗歌词”讲唱一些传说故事、时事传闻，表彰民众认为的美德、善行的一种宣讲。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1]宣讲善书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教化民众，具有教化功能。而教化功能也是宣讲宝卷的主要功能之一。文章简要对比宣讲善书的代表作《宣讲拾遗》和劝世文宝卷，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它们在劝善教化方面所做出的有益尝试进行分析总结，对于当下社会公民的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宣讲拾遗》宣讲善书劝世文宝卷劝善　　善，应该说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民间广泛流传的善书

2、以劝善教化为目的，宣讲善书更是民众追求善的一种体现。善书的编者在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效地发挥了善书的教化功能。同样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劝世文宝卷的出现，与善书的广泛流传紧密相连，也成为民众精神家园的有力支撑。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善的追求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借鉴宣讲善书与劝世文宝卷在劝善方面的成功之处，有利于公民自身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和谐氛围的形成。　　一、宣讲善书9　　善书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广泛来讲，所有的劝善之书均可归入善书。日本研究善书的学者如服部宇

3、之吉、小柳司气太、酒井忠夫均持此观点。[2]与日本学者对善书研究的宏观视角不同，我们在实际中经常用到的是善书的一个狭义的概念，即“宣讲”，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车锡伦先生对宣讲善书这样解释：“但在民间也出现另一种‘宣讲’（其出现的时间不详），即用‘俚语歌词’讲唱一些传说故事、时事传闻，表彰民众认为的美德、善行。它们也倚称‘宣讲’：‘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因较之设学谨教，尤便于家喻户晓也。’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3]民间宣讲善书是受到了宣讲圣谕的启发而产生的。这一

4、点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但是，民间宣讲善书与官方宣讲圣谕又不同。首先，它们的性质不同。民间宣讲善书是民间自觉的、非官方性质的一种自发自我的教化。而宣讲圣谕，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官方的性质，即是“在地方官的指导下，由各地乡绅、士人、耆老富裕阶层合作开展的官设宣讲。”[4]　　其次，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不同。民间宣讲的内容加入了深入人心的故事，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具有娱乐性。而官方宣讲圣谕则条目固定、形式较为刻板。[5]因此宣讲圣谕在各地方宣讲推行时，身处社会下层的民众难以理解，很难收到实际的教化效果。也正因如此，民间宣

5、讲善书受其启发，通过改变内容与形式，更加地贴近民众生活，广泛被民众接受。《宣讲拾遗》[6]作为代表作处处体现着上述宣讲善书的特点。　　《宣讲拾遗》刊印于同治十一年（1873年），从卷首的自序中可以推断，《宣讲拾遗》的作者是出版乡村善书的书肆、兼任同善会的乡村书塾主人，姓庄，号跛仙。庄跛仙是在看到“乡党邻里间，有厌《集要》之故”的现象之后，希望借助更通俗易懂、更容易实践的《宣讲拾遗》，使之为民众重新听闻宣讲，从而达到宣讲教化的目的。[7]9　　围绕这一目的，《宣讲拾遗》在内容选择、表达形式、印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6、，体现了其民间性的特点，顾及到了教化对象的广泛性和文化水平的局限性。　　《宣讲拾遗》所采集的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朴实简明，也更加容易践行。它采取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如：“燕山五桂”（即《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三娘教子”“安安送米”等。故事紧密结合民间宗教信仰（城隍、土地、灶王等），传达了中国传统的孝亲、友善等思想。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所反映出的人生道理，成为民众日常所秉持的一种生活行为规则，使他们行善弃恶，安分守己。正是因为故事中这些平常人的事迹，使得劝善惩恶的思想从认知的层面上升到了实践

7、的层面，行善不再是有钱人、上层阶级的专利，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孝顺父母、与人为善等行为来获得福报，做到知行合一。　　《宣讲拾遗》中的故事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说说唱唱。“说”指散文，前面有“宣”字作为标注，内容通常是叙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缘起、人物介绍等；“唱”一般指七字或者十字的韵文，前面有“讲”的标注，内容一般为人物的独白、对话、所想所见等。　　此外，清代书坊的兴盛也成为《宣讲善书》广泛流传的有力推动者。从地域上看，《宣讲拾遗》广泛流传于甘肃、山西、江苏等18个省市。许多善书局，如上海广益书局、大成书局、

8、章福记书局，济南同善书局等都曾刊印发行。清光绪癸未年季秋（1883年9月）的新镌木刻本卷末有详细的捐资人的籍贯、姓名、捐资金额。捐资人中陕西、山西人较多。最后有捐资金额的总数“六十四千五百文”9，共印《宣讲拾遗》二百部。由此也可以看出，《宣讲拾遗》主要以善人捐募集资的形式流通。这种方式同时也是《宣讲拾遗》故事中所宣扬的捐资行善以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