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译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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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译场”的概念　　摘要：译场是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时期的独特现象，但在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中，“译场”一词的概念存在争议。本文根据史料，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译场分为兴起、发展、繁荣、衰落四个阶段，通过分析各阶段译场的组织情况及运营特点，探索译场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旨在揭示其本质。本文认为，“译场”首先作为一种创新的译经组织出现，后落实于具体场所，具体场所会加强这种组织形式，但当组织形式解散，其具体场所也随之废止，故其本质为一种抽象的组织形式。　　关键词：佛经翻译；译场；组织形式　　1.引言　　译场是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时

2、期的独特现象，是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不容忽视的主题，但到目前为止，“译场”一词的概念存在争议，研究者的表述各有侧重：一，将译场看作一种抽象的组织形式，认为它是“中国古时佛教翻译经籍的组织”1；二，将译场看作佛经翻译活动的具体场所，认为它是“翻译佛典的地方”2；三，认为译场既是“翻译佛教经典之处，也是我国古代佛教翻译经籍的组织”3。三者争论的焦点在于译场的本质到底是一种组织形式还是一个具体场所。　　为了探析译场的概念，本文从史料出发，将佛经翻译时期的译场分为兴起、发展、繁荣和衰落四个阶段，具体分析每一阶段的组织情况和运行特点，察

3、明译场在历史长河中的变与不变，从而明晰其本质。8　　2.译场的发展变化　　2.1译场的兴起　　中国古代最早的佛经译场建立于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符坚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酬?称派常?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跋证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x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4译经分为四步：僧伽跋澄口诵梵文经本，外国僧人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x进行宣讲和翻译，前秦僧人敏智笔受为汉文晋本。　　“明年赵正复请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

4、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5这次译经由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位外国僧人共执梵本，前秦僧人佛念宣讲和翻译，前秦僧人慧嵩笔受汉文，译本由释道安与法和法师共同校定。　　这两次译经活动，有别于之前的佛经翻译：　　第一，由朝廷的官员倡议和组织。之前虽有外国僧人自发进行译经活动，但建元年间的两次译经由前秦官员苻坚的秘书郎赵正发起，是官方行为，集合外国僧人和本国僧人合作，由高僧校定，译文质量更有保障。　　第二，译经步骤的调整。第一次译经步骤为口诵、梵文笔受、宣译、汉文笔受；

5、第二次的译经步骤为执本、宣译、汉文笔受和校定。从无本口诵到有本可依，确保了梵文原本的可靠性和译经的专注性；增加校定步骤，由两位高僧负责，保证译文准确性。8　　这种由朝廷官员倡议，佛教界领袖共同组织，集合外国和本国僧人，通过具体分工，合作翻译佛典的形式就是最早的“译场”。译场的提出和实行是一种创新，它有别于此前民间僧人自发的译经活动。这种组织形式上的进步，为译经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故译场在兴起阶段，本质为一种创新的组织形式。　　2.2译场的发展　　赵正组织译场后，释道安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安既笃好经典，志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

6、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6他邀请了外国僧人宣讲经文，翻译佛典，并亲自参与译文的音字诠定和文旨审核。梁启超认为，释道安“虽未尝自有所译述，但苻秦时代之译业，实由彼主持”7，他促成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　　后秦鸠摩罗什时期的译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统治者直接鼓励译场的发展。虽然统治者推崇佛法有政治时局因素，但“有时亲自听鸠摩罗什讲佛经、修禅、著述，甚至参与译经”8，能为译场提供了名义的和实质的保障。　　第二，出现固定的译经场所。“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

7、四月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9由统治者为译场赐园，长安城北的逍遥园成为罗什宣讲佛法、翻译经文的固定场所。此时，“译场”这一组织形式日渐成熟，具体场所的固定即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译经步骤进一步调整，注重译文质量。“8法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兴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道惊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10罗什执胡本，直接译为汉文，避免了前秦译场中外国僧人口诵或执本、本国僧人宣译而造成的文旨的误解和流失，提高翻译质量；众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

8、”，将经文的翻译和佛法的宣讲充分结合，可信度高、权威性强，利于译本的流传和推广。　　“文虽粗定，以《释论》检之，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既讫，尔乃文定。”11译场最初不设校订，后由高僧校定，此时为反复校订；最初笔受即成文，再由高僧详核文旨，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