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灾害应对实效性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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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前期灾害应对实效性再探　　摘要？演唐朝前期，唐中央在灾害应对的实效性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加之将繁冗复杂的救助制度纳入唐的日常政务系统，由此导致了救助时效的滞后与拖延，使得赈济效果受到影响，但这种中央政务的拖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社会自我救助力量的增长。再加上有关唐前期灾害赈济的文献呈现出以虚代实的特点，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两者间的巨大反差，影响了我们对于唐前期灾害应对实效性的判断。　　关键词？演唐前期，灾害应对，日常政务，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演K24？眼文献标识码？演A？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22-0023-07　　古代社会的灾害应

2、对一直是影响王朝政务走向的关键，在唐代荒政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上，①前辈学者多在应灾的整体效果、不同灾害的应对方案与各区域的应灾方法等方面展开研究，②其中，对记载灾害的文献的静态勾描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在灾害应对实效性环节的考察问题上较为薄弱，③由此忽略了受灾民众的施救效果与被救程度及影响灾害应对实效的诸多因素等。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安史之乱前的唐代中央赈灾政令为中心，以灾害应对的实效性为切入点，聚焦唐前期灾害应对的制度规定层面与实际运行情况之间的差异，并分析灾害文献的构成特点与赈济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剖析灾害应对在唐代政务运行系统中的独特模式，以求教于方家。11　　唐前

3、期，唐廷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灾害应对奏报制度，并在实际的政务运行上呈现出较为繁复的过程。依据《唐律疏议》载：　　其应损免者，皆主司合言。主司谓里正以上。里正需言于县，县申州，州申省，多者奏闻。④　　再者，北宋《天圣令》中保留了唐代的《赋役令》：　　诸田有水旱虫霜为灾处，据见营田，州县检实，具帐申省。①　　综合上述两段文献，我们可以探知唐代实行的是基层政权单位逐级上报灾情的政务运行方式。首先，由主管乡里的官员“里正”向县一级政权单位汇报，县级官员进行“州县审核”，即对“里正”上报的行政文书进行检查核对。然后，县申州，州申省，行政层级逐步递增至中央政府。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地方的政

4、令文书渐次达到唐廷中央。如高宗总章二年（669年）：　　冀州大都督府奏，自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以上，坏屋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区，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②　　咸亨四年（673年）九月：　　婺州暴雨，山水泛涨，溺死者五千人，漂损居宅六百家，诏令赈之。③　　高宗总章二年，冀州灾情汇报到唐中央，经过了州县检实、逐级上报的过程，文献保留“冀州大都督奏”则显示“州申省”的运行过程。都督一般兼任治所州刺史，④这是一则典型的以州刺史为代表的地方长吏上报唐廷其所治州县受灾状况的具体实例。《唐会要》载：　　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户部及州县

5、，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11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⑤　　作为纳入国史文本的地方灾情史料，上级行政单位的逐层审核可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高宗时代两次重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在传世文献中得以记载，而这些具体数据也折射出地方政务运行的成果。　　尽管唐前期灾情的申报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州县检实”与“具帐申省”两项程序与其他地方事务申报别无二致，由此可知灾害应对被统治阶层看作一种普通的政务问题。在灾害发生后，地方官员的第一要务是统计灾害程度与受灾人数，然后再依据相关程序制定具体的赈灾措施，这种固定化的处理是以牺牲时间为代价换取应对本身的合

6、理性，便暴露了时效性的问题。据《新唐书》载，上元三年（676年）八月，“青州大风，海溢，漂居人五千余家；齐、淄等七州大水”。⑥而青州“至上都二千四百五里”，⑦如若按照“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⑧的普通行程计算，即使长途奔袭，昼夜不息，由青州至京都，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自然灾害的紧迫性，要求信息传递的速度是越快越好。在唐代初年，便设有专门应对紧急事务的“飞驿”。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辽东，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并许之（发表奏事，自兹始也）”。⑨这种由飞驿传递的文书一般都是涉及军事情报的紧急政令，但重大的灾情奏

7、报是否也被纳入其中，从现存史籍中尚难见到明确记载。韩愈在《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中有“街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之语。⑩当然，“日驰三百”要比“马日七十里”11快速得多，但韩愈所处的是河北藩镇叛乱之际，虽不能由此草率地判定唐代的文书传递速度可以达到“日驰三百”，但这种紧急情况下的公文传递速度仍可以为灾害救助公文的传达提供一参考标准，毕竟二者都具有紧急性和特殊性。不仅如此，唐代的赦令文书的传递同样具有特殊性，根据规定，可以“赦书日行五百里”。？?？?？?比较赦书与灾情上奏文书的性质，笔者暂且折中推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