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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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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惩罚型变权模型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摘要:土地生态安全是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本研究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方面构建了鄂州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基于惩罚型变权的综合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鄂州市2005~2013年的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鄂州市2005~2013年土地生态安全总体上由中警向轻警状态转变并逐渐趋于平稳,但2013年仍处于较低水平的轻警状态,土地生态安全仍面临威胁。②依据准则层诊断分析,最大障碍因子在2009年由系统压力转变为系统响应;依据指标层诊断分析,环保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人均
2、耕地面积及万元GDP能耗为三大障碍因子。该评价结果基本反映了鄂州市土地生态安全的变化状况,说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是可行的。 关键词: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惩罚型变权模型;障碍因子;鄂州市 中图分类号:F30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8-4679-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6.18.01511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类加大、加深了对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由于某些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遭受破坏。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等土地生态问
3、题日益突出,对人类的健康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与此同时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土地生态安全是社会、经济、人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相应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通过一系列模型来实现,应用较为广泛的是通过“自然-经济-社会”[1]、“压力-状态-响应”[2]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但是由于“压力-状态-响应”这种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存在指标维度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DPSIR模型是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组织信息及相关指数的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存在着驱动力(Drivingforces)→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
4、ct)→响应(Responses)的因果关系链[3]。DPSIR模型是以PSR模型为基点,将更多的影响及限制因子纳入到系统中,使指标体系更加全面、贴合实际的反映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但当前运用DPSIR模型对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郭红连等[4]首次将DPSIR模型应用到土地环境评价领域;张继权等[5]运用DPSIR模型对吉林省白山市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研究;靖宇等[6]运用综合指数法对广东省佛冈县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研究;徐美等[7]运用基于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卢涛等[8]运用物元分析法对合肥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将DPS
5、IR模型与不同评价方法结合进行研究。11 现有研究多采用常权评价,然而土地作为一个复合、开放的动态系统,评价结果的准确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本研究将DPSIR模型与惩罚型变权模型相结合,通过DPSIR模型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基础权,依据一定的惩罚规则,对低于所规定的惩罚水平的指标权重进行局部调整[9],从而得到该指标的变权,以此进行评价。在对鄂州市2005~2013年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通过障碍度模型诊断并分析障碍因子,从而为鄂州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
6、鄂州市东部属于岗丘地带,现辖鄂城、华容、梁子湖三个市辖区;全市国土面积为1594km2,截至2013年末,常住人口总数为105.70万人,GDP总额达到630.94亿元,比2012年上涨了12.59%。 鄂州市作为武汉“8+1”城市圈核心圈层的成员城市之一,地理位置优越,邻接武汉和黄石两大城市,给鄂州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长江经济带实施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转型区域开放开发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给鄂州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鄂州开放开发将实现钢城经济向港城经济、生态经济、创新经济转变,建设长江经济带中游重要节点城市,因
7、此对其经济建设中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 2研究数据与方法 2.1指标体系及“基础权”确定 2.1.1建立指标体系DPSIR模型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人类与整个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及选取指标的代表性,构建土地生态安全为目标层,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为准则层,人均耕地面积、万元GDP能耗、土地退化指数、环保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等22项指标为指标层的指标体系(表1)。11 2.1.2“基础权”确定在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中,运用综合指数法进行评价,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构建指标体系,另一方面要确定指标权重。指标权重的精确性显得
8、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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