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文化发展简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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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参文化发展历史，人参发展简史（下）《证类木草》载「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III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唐氏收录的关于人参的知识还有掌禹锡等谨案药性论的内容：“人参恶卤咸。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乂出渤海。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上霍乱烦闷呕吵，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又云马兰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脓及痫痰，冷气逆上，伤寒不下食，患人虚而多梦纷坛,加而用Z。”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肺、脾、胃、心经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应用上乂向前

2、跨了一大步。《FI华于诸家本草》云人参“杀金石药毒，调中治气，消食开胃，食之无忌”。此见解在说明人参具解毒作用，可以普及应用，与近世观点十分相似。《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PanaxginsengCAMeyer）o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

3、见解是极为正确的。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吋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屮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和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口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O元朝征服者虽然可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使之处于停顿状态。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只有306个方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七）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明代前期的医药著作与人参关系

4、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Z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作全面总结的，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木草纲目》。李吋珍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冃》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屮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李时珍则总结式强调：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

5、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其用途可谓十分广泛，显然，明代及其以前，在人参应用方面的认识，与现代相比，有着悬殊差异。以李时珍整理总结为界，历史上一直把人参与多种药物配伍，将其作为具有多种医疗效能的“将士”使用；而今,则多把人参当作仅有滋补作用的“富翁”相待，希冀借助其药效，达到强身健体、青春常驻。延年益寿之目的。综合前述各代人参药用历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八）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

6、期前已述及，明代我国人参资源已经遭到全面破坏。至清代，只能使用“辽参”；到乾隆末年，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LI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清代有代表性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撰，刊于1765）中，关于人参应用进展情况毫无记载，而在“参叶”项下则指岀“今因辽参日贵，医辄以之代参，凡症需参而无力用者，辄市叶以代。故今大行为时，苏州参行参叶且价至三五换不等。以色不黄瘁，

7、绿翠如生，手持之有清香气者真”。这期间，人参主要供高层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于是“参叶”身价大增；堂而皇之代替人参药用。更多关于中华人参文化的介绍，欢迎进入中华人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