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及其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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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及其意蕴　　生态危机的初露端倪吸引了众多学者从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关联视角展开争论。从生态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审视在现实性和可能性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从人与自然界关系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这次理论转向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还原了生态学向度，对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二者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生态危机的议题主要围绕着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构建消解生态危机困境的路径以及阐释生态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内在关联而铺展开来。国外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

2、敏锐地嗅探到了生态危机背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却鲜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宏观视野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进而指出生态学转向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蕴的研究则可谓凤毛麟角。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关于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的诠释与话语中，最重要的收获当是重新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他们对攻击马克思主义内含的生态学缺陷的论调进行了批驳，直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在这种批驳与反批驳中，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关注，由此呈现出生态学转向的趋势，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

3、转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在分析生态危机根源、探寻化解生态危机对策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危机话语中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众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携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生态学领地，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观点分析生态危机并寻求化解危机的路径。在此过程中，他们更是主动“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挖掘并梳理出大量的生态学思想，积极回应“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危机中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包含两层含义，即从现实性来看，对生态危机的探讨和由此引发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

4、究已经进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并成为中心话题；从可能性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研究反哺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并有望成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肩负着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复兴的重大使命。页.　　从现实性而言，如何判定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生态学转向呢？要判定理论的转向就必须回答当代马克思主义定义域和问题域的变换，“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而这种新的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有的

5、体现在研究思路上，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多地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1]（p.14）因此，从理论路向上，构成一次理论转向至少必须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学界形成了对转向的关注和认识，转向前后研究主题或路向存在重大转换，转向后的理论存在鲜明的特点，转向后的新路向对原理论体系的发展或实践具有较大的影响。　　正如卢西那？卡斯特林在一篇题为《为什么“红的”必须是“绿的”》一文中指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岁月和21世纪起始阶段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p.285）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而言，生态学转向正可谓适逢其时

6、。在国外，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的学者是福斯特。在他看来，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在整个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包括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是无可辩驳地最具活力的理论。然而，到了70年代末，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右倾化现象，新自由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异军突起，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逐渐式微。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劫难。这次劫难发端于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失败，爆发于1989年苏东剧变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3]福斯特认为，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伟大的壮举恐怕就是生态的转向，因为它拓宽了唯物主义的概念，从最初的经济分析拓展到更广阔

7、的生态分析。这次理论的转向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人们不断意识到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以及物种灭绝的加剧等的全球生态危机。80年代末至90年代，詹姆斯？奥康纳主创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随后人们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一系列著作[3]。页.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从哲学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总批判再切换到从生态危机危及人类整体生存安全的视角。自卢卡奇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一系列研究主题，从各个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野放在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和艺术上，强调辩证法，强调人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