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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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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如何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并展望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外学人提出了不少理论、假说或分析模型。他们共同致力于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破解中国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真正秘密,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罗纳德·科斯教授的回答是:“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最深刻的洞见。从张五常的“县际竞争”到科斯的“边缘革命”按张五常自己的说法,他于1982年去香港担任教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让他占据了“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
2、置”。这个决定是在他的老师科斯教授的鼓励下做出的。自张五常于1982年发表他石破天惊的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之后,没有哪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家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就近持续观察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在科斯看来,张五常把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视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科斯要说的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来自有目的的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科斯回忆,在1982年,当张五常对“中国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完全怀疑,即便张五常也对自己的结论表现出审慎的
3、态度,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之快,远远超乎经济学家们的想象,以致张五常在1986年就不得不对他的观点做出调整,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那么,中国急剧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长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人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完成向市场经济(在科斯和张五常的汉译著作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的转变?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张五常认为,经过30年的就近观察,他找到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秘密,这就是他说的“县际竞争”说。张五常坦承,他是在1997年“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
4、,史无前例”。他为此提出“承包合约扩张”页.的概念来解释县际竞争,认为各自负有承包责任的地区成为相互竞争的主体,首当其冲者当属县级政权。按张五常的解释,最大的经济权力不在省市和村镇,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里,因为县有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户与户之间的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竞争,均赶不上以县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决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张五常在前后间隔差不多有近30年时间,分别从市场经济和县际竞争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来认识它们各自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确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
5、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是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张五常由此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有了市场和政府两个轮子,它们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张五常分析框架的弱点在于:“它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这个批评可谓击中要害。制度经济学最注重的是对制度变迁的分析,离开了制度演变的时间、过程和具体构成要素,最后只是以结
6、果为结论,一定似是而非。科斯和王宁关注中国的“边缘力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锋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突破。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初始目标是拯救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作者是要表达出这样的看法: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至少是忽略或掩盖了那些“边缘力量”在改革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和王宁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
7、中国的“边缘革命”。农村土地承包制最初起源于安徽小岗村。这个完全是由饥饿的农民偷偷摸摸搞起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经过谨慎的探索,再到大规模的推广,最后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乡镇企业是在国有工业体系的缝隙中,由农民在缺乏任何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个体户则是由城市底层的边缘人群所组成,从小买卖开始,逐步壮大为城市私营经济。经济特区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形成民间对外开放的形势下,由政府顺势而成。科斯和王宁总结道:“我们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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