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如何让高校和考生获得更多自主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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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高考”如何让高校和考生获得更多自主权“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之一。目前,上海和浙江两省市的改革试点进入尾声,录取工作接近完成,整体平稳,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么一场重大的教育变革,涉及的方面非常多,非常复杂,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因浙江、上海开启“新高考”而被称为“新高考元年”。恢复高考40年,高考制度经过了哪些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3+3”的新模式对于考试、招生、中学教学有什么影响?“新高考”是否让考生和高校有了更多选择

2、自主权?万朋教育小编整理了许多教育专家学者、一线教学管理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希望对各位面对新高考改革的同学和家长有所帮助。“3+3”让学生从“农耕”变“游牧”,可按爱好选学科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谈到2017年“新高考”的变化时说,中学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方式来应对新高考,教学管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教学的方式要改变。在高考改革的引导下,格致中学重构了“新四类八群”百门课程体系,包括公民人格类、科学认知类、生涯发展类和创新记忆类四大课程。张志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过去我们的学生是‘农耕民族’,每天到学校,

3、到一个固定的场所;现在学生是‘游牧民族’,可以选择到哪个地方去看看风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小鬼当家’。”张志敏认为,现在教科书上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过去式,简单地用过去的知识去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须从课程入手,改变以单科教学作为唯一教学目标(的状态),课程要整合。这种整合是‘新高考’为高中改革提供的一种道路。”浙、沪“新高考”改革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极大地增加了高考的多样化和学生的选择。以考试科目为例,上海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6门中选择3门考试,学生有20多种不同的科目组合可选

4、;浙江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7门中选择3门考试,有35种不同的科目组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3+3”科目改革是本轮高考改革最核心的内容,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扩大学生的科目选择权、课程选择权、考试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使得学生有获得感。“我们也应看到,理论上‘新高考’给学生增加的权利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落地,许多学校提供的科目选择还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社会还是过度关注高考总分和状元,这些功利性的应试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整体教学。”熊丙奇建议,要规范学生选科数量,把科目考试时间

5、调整至高三,不对高一、高二的正常教学产生影响。张志敏也认为,“3+3”考试模式下,存在博弈成分,有的学校和考生会寻找考试技巧,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进行相应完善。高考改革不是简单的考试科目改革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梳理了自1952年我国建立统一的高考制度以来各个阶段的特点,特别是1977年至今这40年的政策制度变化情况。她将这40年划分为4个阶段:从1977年到1984年是恢复重建阶段;从1985年到1998年是改革探索阶段,实行了保送生制度、引进了标准化试题,在这个阶段随着高考选拔

6、性特征的凸显,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严重;从1999年到2009年是深化改革阶段,高校收费、“3+X”考试、分省命题开始实行;从2010年到现在,逐步取消各类综合加分、从分省命题回归统一命题,从2017年开始浙江、上海迎来“新高考”,这是综合改革新阶段。“都说高考是为了选拔人才,仅仅就是为了选拔人才吗?”胡平平认为,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我们还要思考如何不断完善这一制度、真正解决“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并起到引导作用。也要思考,财力贫乏地区的高中如何解决“新高考”所需要的师资和场地等问题,如

7、何规避新一轮高考的种种应试弊端。“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才、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全职委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延申认为,高考制度总体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被社会认可,但是存在一些社会反应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

8、。刘延申特别强调,2014年启动了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试点,目的是到2020年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一直从事高考改革研究的厦门大学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认为,“新高考”是恢复高考40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以前的改革基本是单向的。刘海峰认为,浙江省的改革牵涉面更广,考生多,改革复杂性比上海更大。“如果改革成功,可以带来不少效应。这次改革好处很多,挑战性也很大。”刘海峰提出,“改革取得成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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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高考”如何让高校和考生获得更多自主权“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之一。目前,上海和浙江两省市的改革试点进入尾声,录取工作接近完成,整体平稳,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么一场重大的教育变革,涉及的方面非常多,非常复杂,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因浙江、上海开启“新高考”而被称为“新高考元年”。恢复高考40年,高考制度经过了哪些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3+3”的新模式对于考试、招生、中学教学有什么影响?“新高考”是否让考生和高校有了更多选择

2、自主权?万朋教育小编整理了许多教育专家学者、一线教学管理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希望对各位面对新高考改革的同学和家长有所帮助。“3+3”让学生从“农耕”变“游牧”,可按爱好选学科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谈到2017年“新高考”的变化时说,中学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方式来应对新高考,教学管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教学的方式要改变。在高考改革的引导下,格致中学重构了“新四类八群”百门课程体系,包括公民人格类、科学认知类、生涯发展类和创新记忆类四大课程。张志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过去我们的学生是‘农耕民族’,每天到学校,

3、到一个固定的场所;现在学生是‘游牧民族’,可以选择到哪个地方去看看风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小鬼当家’。”张志敏认为,现在教科书上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过去式,简单地用过去的知识去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须从课程入手,改变以单科教学作为唯一教学目标(的状态),课程要整合。这种整合是‘新高考’为高中改革提供的一种道路。”浙、沪“新高考”改革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极大地增加了高考的多样化和学生的选择。以考试科目为例,上海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6门中选择3门考试,学生有20多种不同的科目组合可选

4、;浙江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7门中选择3门考试,有35种不同的科目组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3+3”科目改革是本轮高考改革最核心的内容,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扩大学生的科目选择权、课程选择权、考试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使得学生有获得感。“我们也应看到,理论上‘新高考’给学生增加的权利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落地,许多学校提供的科目选择还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社会还是过度关注高考总分和状元,这些功利性的应试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整体教学。”熊丙奇建议,要规范学生选科数量,把科目考试时间

5、调整至高三,不对高一、高二的正常教学产生影响。张志敏也认为,“3+3”考试模式下,存在博弈成分,有的学校和考生会寻找考试技巧,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进行相应完善。高考改革不是简单的考试科目改革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梳理了自1952年我国建立统一的高考制度以来各个阶段的特点,特别是1977年至今这40年的政策制度变化情况。她将这40年划分为4个阶段:从1977年到1984年是恢复重建阶段;从1985年到1998年是改革探索阶段,实行了保送生制度、引进了标准化试题,在这个阶段随着高考选拔

6、性特征的凸显,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严重;从1999年到2009年是深化改革阶段,高校收费、“3+X”考试、分省命题开始实行;从2010年到现在,逐步取消各类综合加分、从分省命题回归统一命题,从2017年开始浙江、上海迎来“新高考”,这是综合改革新阶段。“都说高考是为了选拔人才,仅仅就是为了选拔人才吗?”胡平平认为,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我们还要思考如何不断完善这一制度、真正解决“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并起到引导作用。也要思考,财力贫乏地区的高中如何解决“新高考”所需要的师资和场地等问题,如

7、何规避新一轮高考的种种应试弊端。“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才、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全职委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延申认为,高考制度总体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被社会认可,但是存在一些社会反应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

8、。刘延申特别强调,2014年启动了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试点,目的是到2020年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一直从事高考改革研究的厦门大学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认为,“新高考”是恢复高考40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以前的改革基本是单向的。刘海峰认为,浙江省的改革牵涉面更广,考生多,改革复杂性比上海更大。“如果改革成功,可以带来不少效应。这次改革好处很多,挑战性也很大。”刘海峰提出,“改革取得成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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