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哲学体系的创新与民族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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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哲学体系的创新与民族精神支柱周继旨【专题名称】哲学原理【专题号】B1【复印期号】2000年06期【原文出处】《现代哲学》(广州)2000年01期第40～46页【作者简介】周继旨南京大学哲学系     一   从古希腊开始，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哲学的本性被看作是“爱智”，即哲学是代表和体现人类智慧的发展的一门学问。哲学之所以如此“高贵”，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学问所没有的“普释”、“通铨”的功能。而哲学之所以有此功能，则又由于哲学为一切存在现象找一个“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而这种根据又必须是以实在的、可信的实体（SUBSTANCE）为本体。因此，前现代的西方哲学都

2、可以说是实体论的本体论哲学。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一词，但却有可以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道”（或“大道”）。从先秦开始，“道”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有崇高的位置，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使人对如何做人处世的根本道理有个清晰明白的理解，“求道”实际上起到了西方哲学的“爱智”作用，但又不仅是“爱智”，求道还有“崇善”和“尚美”的意义。因此，“道学”和“理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随着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作为人本身的智慧发展标志和结晶的哲学体系也不断发展创新。在哲学发展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理论导向、价值评判、框架规范等一系列问

3、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如何处理“民族”的“个性”与“人类”的“共性”关系问题，也就是个解决“元哲学问题”模式上的“多元”和“一元”的问题。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思想发展史表明，正是这个问题上的偏颇，加剧和加深了各种社会危机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百多年的“西学东渐”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中学西范”的负面影响。即不加分析、不作分别地崇尚“西学”的规范，把西学的理论框架原封不动地应用到各个领域，这应当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由此所造成的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弊端已经给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三、四十年代中国学

4、者自己创立的、基本上是属于近代范畴的哲学体系的努力被一笔否定就是这种危害的突出例证。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整个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独立创造新哲学体系的哲学家，而只有把哲学作为一种职业、即把从事哲学研究当作“衣食之源、谋生之道”的“哲学工作者”。而“工作者”是没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家”的。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历史古老悠久的伟大民族，何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创造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不管怎样解释，都不能不说是个时代和历史的悲剧。撇开社会政治体制不论，究其原因又不能不归咎于“中学西范”思潮和极“左”的政治实用主义相结合

5、而形成的解决“元哲学问题”模式一元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都对不同观点进行粗暴的排斥、压制和扼杀。对冯友兰等一批曾经独立创造过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资产阶级学者”及其所创造的“新理学”一类的哲学体系在1949年后遭到全盘否定的命运，可以说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样，冯友兰及其学术思想的遭遇就成了建国以后几十年来从事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者的一面镜子。通过审视这面镜子，不难发现从这个典型个案中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半个世纪来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曲折反复的历史，不仅是极“左”思潮给“世道人心”所带来的各种危害，而且可以就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尽

6、快地使一百多年来已经饱受伤害的民族精神支柱重新得到充实和完善的问题上获得某种有益的启迪。   对冯友兰以及与其类似的“旧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主要的理论根据是把“元哲学模式”一元化的哲学史观，这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只能有唯物、唯心两种选择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二元论，而哲学上的“唯物”、“唯心”又和政治上的进步、反对紧密相连。这种观点还认为，自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的科学哲学体系之后，哲学的发展就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作补充性的发展，而不需要再另外创造哲学体系。因此，在对冯友兰以及其他在三、

7、四十年代创立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及其学术思想做评价时，需要首先考察一下这种对解决“元哲学问题”一元化模式是否确实具有“普释”和“通铨”功能，是否能够经得起理性的反思和推敲。   按照本文所阐述的“元哲学问题”的思路，笔者个人认为：所谓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回答只是解决“元哲学问题”的一种模式，因为这个基本问题关注的只是世界的本源问题，即本体论上的问题。而“元哲学问题”绝不止是个本体论问题，它至少包含人类对“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对“超越之路”的设计，以及基于对“自我意识”反思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以及审美抒情方式的理论反思等这样三个方面。而“终极关怀”的指

8、向也不是单一的，而是要包括求真、崇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