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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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何清涟中国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一、精英集团的利益形成机制二、其它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现状三、当前社会结构演变中的若干特徵【注释】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学术界对社会结构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按照这一定义，可用一些结构性参数定量地描述社会结构。所谓的结构性参数就是社会成员的属性，它包括两大类。其

2、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反映的是横向的不同社会位置；其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反映的则是垂直的不同社会位置。若同时使用这两类参数，就可以描述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1]这样的定义把社会结构的概念从制度和文化等背景中分离出来，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者作深入考察。-页脚---要分析社会结构，就需要先了解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社会分层、精英选择的重要准则是血统（出身）。而目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按大类来划分，可以说，中国社会现在分成了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而构成这些集团分野

3、的条件各不相同。在精英选择的过程中，虽然“血统原则”仍然存在，但“财产原则”和“成就原则”也开始发挥作用。这样的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社会中出现了不同于原有的政治利益集团的新利益集团，某些新利益集团甚至拥有成熟的组织形式和利益诉求管道；其次，依宪法规定居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和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第三，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暴发式增长”的过程当中。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使得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与过去大不相同。中国一旦加入了世贸组织，随着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迅速演变，利益集团将会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团之

4、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精英集团的利益形成机制1.资源分配不公平──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页脚---改革以前，中国是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这三个权力中心高度重叠，党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且置于整个社会之上。那时，整个社会的绝大部份资源──包括土地、有形财富、收入等物质性资源，权力、声望等关系性资源，教育、信息等文化性资源等，全部由执政党及其政府所垄断，民间基本上不能独立地掌握可利用的资源。整个社会没有中介组织，形成了“国家─民众”这样的二层结构。除了简陋的家具、衣物、炊具、被子等少量生活资料外，民众没有其他财产；城市居民的就业完全仰赖政府的人事

5、或劳动部门，收入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分配系统按规定的级别工资发放；而农民则在人民公社体系的严格控制下，按照大体平均计算的工分获得生活必需品。在政治高度一元化和资源的大一统占有的体制里，社会上的价值判断也呈一元化状态。显然，在这样的社会中，无法形成任何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页脚---改革开放的实质其实就是通过利益调整而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正如笔者在已发表的书着中一再强调的，中国改革中资源占有状态的改变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其最显著的特徵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公平，这种起点上的不公平是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

6、源头来看，正如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七十年代末的高考、八十年代的出国、八十年代中期的官倒、八十

7、年代末的第三梯队、九十年代初的下海、九十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份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2]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是通过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