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总体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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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总体性分析（一）----社会精英集团的两大支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社会分层、精英选择的重要准则是血统（出身）。而目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按大类来划分，可以说，中国社会现在分成了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而构成这些集团分野的条件各不相同。在精英选择的过程中，虽然“血统原则”仍然存在，但“财产原则”和“成就原则”也开始发挥作用。新的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社会中出现了不同于原有政治利益集团的新利益集团，一些经

2、济利益集团甚至拥有成熟的组织形式和利益诉求管道；其次，依宪法规定居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和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第三，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暴发式增长”的过程当中，但这些组织其实并非西方社会那种中间组织，它们实质上只是政府组织的一种延伸而已，政府设置这些组织的双重目的决定了他们天生具有两副面孔：对政府而言，它们是民间组织；而对民间而言，这些中间组织又代表政府在行使管理职能。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使得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与过去大不相同。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之后，社会经济结

3、构也随之发生比较迅速的演变，利益集团呈现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状态，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社会精英集团的两大支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三者占有的资源各不相同。本节先分析前两类精英的状况。政治精英集团特指执政集团，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就占有一定的位置，另外一些人则在1978年经济改革后的官员技术官僚化过程中进入政治精英集团。政府部门中的党政高中级官员、地方上的高中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都可算

4、是政治精英队伍的成员。若观察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精英更替模式，可以发现，在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过程中，党政干部里只有极少数人因退休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失去了权力，因而其社会地位有所下降，而大多数干部都通过原来拥有的权力和其它的社会资源，相当便利地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获取了机会和利益。经济精英集团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由于中国的市场化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所以，在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过

5、程中，一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成功地将自己改变成有产阶级的成员。换言之，他们原来的政治职务成了私人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与改革前相比，目前政治和经济精英主体的成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而已，即由计划体制下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许多实例表明，自80年代中期开始，相当多的官员就开始学会怎样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也因此而愈发“热爱市场”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这类经济精英的背景通常有如下3种情况。其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的人，他们通过

6、“一家两制”（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因为这种亲属关系更便于寻租活动。其二是通过各种途径生长出来的民间人士，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他们不得不依赖体制内权力资源与体制外物质资源交换这种方式。这两种情况的发展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两类经济精英与权力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通过制度通道，而是通过个人关系建立的。他们与官员之间建立这种个人关系以谋求利益，往往以制度的破坏为代价。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第三种背景是一些人主要利用市场机会获得了成功，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改革前国

7、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不仅包括垄断物质资源，也包括垄断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场所和领域。23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资源自由流动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一批民间人士凭借自己对市场的敏感和对机会的把握而脱颖而出。70年代末，个体经济开始出现，但此后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极大地依赖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对经济体制的定位不断变化，基本上表现为4个阶段。最早提出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接下来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定位为“社

8、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令这种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营企业日益衰败，随着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难以维持其主要纳税者的地位，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背景下，私营企业才得以不断发展，其法律地位也逐渐提升。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素质也逐步提高，早期是以被国家的就业体制排斥在外、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为主体；后来，却渐渐形成了一个平均文化素质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