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绅商政治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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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绅商政治态度的转变绅商对清王朝对革命、对革命党的态度决定了清王朝的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发动辛亥革命的当然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倾全力准备、精心组织筹划的起义，以近百人牺牲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一时心灰。没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枪响，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却轰然坍塌，此时孙中山等同盟会最高领导人还远在异国他乡，事先并无预闻。这半年间，宄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戏剧性”变化？这半年间，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变化，是绅商对清王朝对革命、对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淸王朝的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发动辛亥革

2、命的当然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绅商由不关心政治，到不得不关心政治；从支持清王朝改革、立宪而反对革命，到最后背弃清王朝而支持激进的革命。这个阶层的“心路历程”，引人深思。“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抑商”是中国传统。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性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现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使屮国的现代化转型步履蹒跚，极不顺利。对面临外患与内乱频仍的晚淸朝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反对列强欺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从巩固自身统治来说，都应迅速创办现代化企业。两次鸦片战争的失

3、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幵始兴办现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现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这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4、，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科学技术被说成是使人懒堕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由于政府本就禁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社会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屮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为解决此问题，李鸿章想出了“官督商办”的方法。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简单说，就是从法律上说是“官办”企业，但股本与实际经营，主要靠商人。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

5、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对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因为此时若无官方的保护和扶持，大型新式企业如轮船、采矿、电报、纺织等根本建立不起来。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并在一些方面开始与外资竞争。洋务运动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意义非同寻常。“官督商办”主要是靠颇为现代的发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兴办，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几个企业的经

6、营成功，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心大增，社会视听为之一变，人们争先恐后抢购股票，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屮国“官督商办”企业。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次投资新式企业的热潮。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现代企业，促使了巾国第一批资木主义民用企业后来脱颖而出，屮国最早的资本家，便是由这些投资者（主要是商人、买办、地主、官僚）转化而來。因此，“官督商办”功不可没。然而，如何对待“商”，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1875年上了一道奏折，强调西方富强之本在于政府保护工商、“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中国应“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

7、”。这种观点，遭到强烈批判。批判者认为如果发展工商业，人民财富过多，就会破坏中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的传统社会结构，所以朝廷必须“闭言利之门”、“不尚理财之说”，中国必须依然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商人无论多富都要视官员要如“帝天”，官员偶一“盼睐”商人就要引以为最大的光荣、恩宠，商人要匍匐官家之前敬献自己的财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