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大调解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完善大调解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完善“大调解”体系构建和谐社会调解制度是具有东方特色的一项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源远流长,也被认为是划分中华法系的基本标志之一。按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当前的调解制度主要民间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行业调解这五种类型,其共性在于都是通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纠纷当事人依法以德解决纷争的一种活动。根据有关部门提出的全面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情况，现就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进行浅析。虽然本文主要是以法院调解为研究对象，探讨该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但法院调解形式并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上面所提到的调解形式相互协调，互为补充的，最终他们一起形成我国现阶段的调解制度，因而我们首

2、先要对我国的调解制度进行简略的了解，之后才对法院调解的现状和“大调解”提出的背景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完善和健全调解制度，做好调解工作，构建和谐社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方法。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形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一直得到延续不断的运用和发展，其最早可追溯的西周时期。在我国古代官制中就有“调人”和“地官”的设置,其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这就是当时的官府调解。另外,因当时的社会基层中宗族的巨大影响和长期存在，同时为了避免“官府衙门”的欺压和“....刀笔讼师”的盘剥,有了纠纷常常邀请宗族族长或者长老亲友和一些办事公道,素孚众望的人出

3、面调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调解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东海丰农民运动中最早产生人民调解制度。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人民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它的颁布施行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最终确立。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民调解制度，把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据法律分别做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

4、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时期的人民调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国人民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直至二零零九年六月，有关部门又提出了《积极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全面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意见》。那么我国调解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原因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在中国发端之调解制度,主要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首先,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协调,平衡,中庸,合一和排斥对立与差异的传统.讲和谐的价值取向与思维定势,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地以寻求调和为正道。其次

5、,崇尚忍让与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为调解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中国的儒家和墨家,都把“爱人”作为各自理论的重要原则,要求做到“爱人若爱其身”,“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要互相谦让,不要争斗,在人际关系中崇尚“和为贵”。中国人历来诉讼意识淡漠,遇到权益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找人调停,很少想到或不太愿意诉之官府。在古代,从统治者的“息讼”到百姓的“厌讼”,使大量的民间纠纷通过家族族长定夺,亲戚朋友疏导等方式得以排解.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也使民间调解得以盛行。这是调解制度负载深厚历史积淀并长久流传的原因。二、我国法院调解的现状及“大调解”提出的背景。近年来,我国法院案件受理数量一直呈持续

6、上升态势,一方面我们应该为此而高兴，因为这表明人民的法律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个相对应的矛盾：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案件之重。特别是当大量的类似“一分钱官司”式的纠纷不断涌入法院的时候,人民法院发觉自己早已淹没于诉讼的海洋。诉讼量剧增,积案严重;诉讼拖延,程序复杂等情况，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而且容易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诉讼爆炸”综合征，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在“诉讼万能”的论调下，调解工作逐步被淡化甚至被边缘化，....纠纷解决权逐渐被法院垄断，其直接后果是:法院门庭若市,积案居高不下,而仲裁机关机

7、构闲置,门可罗雀,民间调解更是防线瘫痪,半死不活;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却步履维艰.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到人民法院寻求公正说法的人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将所有纠纷不分清红皂白地通过法院“依法裁决”并非最佳方案,“非黑即白”的解决结果常与当事人期望相距甚远，诉讼成本的不断上升和“一刀两断”式的司法裁决,不仅没能寻求到自己“理想”中的公正,反而是诉讼的对抗性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以及更加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