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方法论辩背后的中国研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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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研究方法论辩背后的中国研究反思摘要在梳理今年以来有关社会研究方法讨论的基础上，能够发现方法之争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反思或“焦虑”；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中国研究还处在“归纳推理”阶段，但不排斥定量研究对相关理论或概念进行证伪或证实，以获得“普适性”认识；即便如此，也不可高估科学理性的作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一切皆可大数据化；无论从社会的复杂性还是精确测量存在的信息不全，或是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有其不足，因此只有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在一起，或许有可能接近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才有可能回应费老晚年提出的“费孝通Z问”

2、。因此，以“谦卑”的态度研究社会，是社会研究应有的品质。关键词：社会研究方法；大数据；科学理性；社会转型2016年很有可能是小国社会研究方法讨论值得记取的一年。在我的印象中，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今年是对社会研究方法讨论最多的一年。除了《中国社会科学》等相继发表有关论文或笔谈外，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一些学者如渠敬东教授《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的访谈文章（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陈云松博上4月22日在微信公众号“定量群学”发表与渠敬东教授商榷的文章《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火药味”最重的无疑是《新视野》杂志今年第3期

3、和第4期组织的有关“大数据”的论战，围绕大数据是否有“原罪”，潘绥铭教授和刘林平教授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当人们将目光聚焦在这些精彩的讨论时，华裔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6月18日在微信公众号“天地本然”发表了《科丫其实只是-种片面而深入地看问题的方法》。曹锦清教授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里所做的讲座《论中国研究的方法》（原载于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也被微信公众号“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于今年4月22日重新整理刊登出来。除此外，还有很多有关定量和定性研究包括大数据的讨论文章在各类自媒体上发表。透过这些文章，一方面能够看到在不到十年

4、的时间里，数量研究方法训练和普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海外留学尤其是在美国留学归来的一批青年学术精英的引领下，量化研究似乎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勿量化，不科学”，大数据一统天下的时代。但是，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错综复杂，这种“科学”的量化研究似乎乂不能回应这个时代出现的重大问题，不少学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学要回到历史，回到实践，回到经典，只有把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通过历史的分析和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研究，才有可能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因此，以笔若愚见，2016年上半年开始出现的社会研究方法大讨论，不仅是方法本身的讨论，在其背后

5、是中国学者在研究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上的反思或“焦虑”，即如何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它至少说明，中国社会学己经开始走向独立思考，尝试建立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小国社会学话语体系，而不是一味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一、中国社会研究还处在以“归纳推理”为主的阶段在对研究方法讨论的文章中，最受关注的应该是渠敬东教授的访谈文章，渠敬东教授在《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中对“方法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学问与生活的疏离”进行了批评。渠文的观点主要是：第一，要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如果社会科学不能基于人心和文明以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基础，将会陷入方法主义的泥潭。第二，方法主义不仅为“国际学术界

6、所尊崇”,而且“严重地渗入在人文学科领域里，造成了学术整体的深层危机”，方法主义以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第三，社会科学大量使用西方概念产生的误区，在于没有对西方概念真正理解，西方已经成为我们经验世界需要重构的要素，要赋予概念的新的含义，需要“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渠文的观点虽然没有引发公开的讨论，但在微信朋友圈中有不少议论，也有学者如陈云松博士在微信公众号“定量群学”发表了《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陈文认为，方法Z争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的不成熟，只会愈加坚定原先所秉持的观念，很难被说服，要倡导“一

7、种观念、方法和实践上的学术包容”，理论和模型“都是对现实社会学的高度抽象化”，认为费老所说的“人文科学”只是一个愿景，因为人文方法论和科学方法论是“大相径庭”的，科学依靠实验，数据，图表，模型，证实，证伪，复制，当代社会科学就是透过样本和数据，用所能找到的最贴切的模型，对理论、观点进行反复检验，从而解释和预测世界。人文是依靠思辨，批判，创作，勾画，想象，阅读，提炼等方法，对不可直接观测的情感、道德和精神世界具有越来越深邃的体验。针对渠文对“方法主义”的批评，陈文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各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