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剧实存到文化格调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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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悲剧实存到文化格调论——以回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中国古典悲剧之有无的讨论为线索内容摘要：原本以纯化讨论对象为目的的“中国古典悲剧之有无”的讨论，通过对“大团圆式结局”、悲剧人物等元素的争论，欲在实存上确立悲剧文体的边界。而梳理这一问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评论实际，则会发现对于悲剧产生与发展之文化因子的讨论，往往被引申成悲剧本体以外的文化格调论，中国传统文化由此遭遇了品位上的质疑。本文尝试通过对这一讨论的回顾和梳理，勾勒其发生变异与偏转的大致轨迹，并浅析这种文化格调论的不合理性。关键词：悲剧悲剧意识中国文化文化格调自王国维、胡适、鲁迅、朱自清有关中国“无悲剧”、“缺乏悲剧”的判断以

2、来，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古典悲剧便争论不断，而至八九十年代格外热烈。当然，这一争论从大的比较文学背景来看似乎不过是经典个案，动辄被指向两个文化语境天然逻辑上的不吻合，这种情况下便容易牵扯出对于讨论对象是否同一的怀疑。但是略有不同的在于，悲剧有无的问题又特别地涉及到一种文化之品味高低的问题，如果中国有“苦戏”而无“悲剧”成为定见（从这一问题刚一出场的阵势来看确乎有这种危险），似乎此后中国文化研究便只能在“格调不高”的阴影下进行，这势必会伤害一部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而为其所不能容忍。但这样简单地敲定他们学术行为的动机又貌似过于轻视了他们的学养，而如果要平复这种怀疑，可能最终还要回归到对比较文学之

3、学科命意的思考上，也许类似讨论的学术价值正是处于不断否定与平反中的“渐进的存在”。尽管有学者从“悲剧的边界本身是移动的”时晓丽：《中西悲剧的走向与未来》原载于《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这一角度来暗示争论的不必要性，但这种观点貌似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亚里士多德为西方悲剧确立的正统，即使在今天确乎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这种古典痕迹由其参与了本体论的构建而难以被掩盖，甚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下西方语境中的解构、重释、有意误导等等行为才有了独特的旨趣；而在这一讨论中，为服务论证而被“调和”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遭遇，也是越过八九十年代后应该反观的，因而对此类讨论的回顾当有一定价值，尽管这一争论本身在今天

4、看来已显得十分乏味。要梳理这些讨论，似乎只能从以下这些如今看来已是陈词滥调的角度入手，毕竟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八九十年代对中国古典悲剧之有无的基本讨论。一关于悲剧最终是否会引发相反的教化效果一直存在争议，因而规避可能存在的不良暗示一开始便包含在要求之内。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则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人物的“不应表现好人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的要求，正是提防观众会在这种情况不断带来的“反感”中，形成有悖情理有悖教化的观念——好人正是由其“好”的品质而遭难。而“大团圆”要处理的似乎正是如何在好人遭难的情况下平衡教化。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这两种方式

5、，一种是从人物形象上排除可能带来的、有反初衷的暗示，另一种则是通过结局上对这种暗示的弱化和消解来保护教化上的“良心”和“公正”。因而，将对后一处理方式的批判上升至文化层面就未免显得草率和歇斯底里，如王宏维认为中国人“由于勇气不足，便往往采取自欺自骗的办法……人生悲剧被‘转化’成相安无事、团团圆圆的太平景”王宏维：《命定与抗争：中国古典悲剧及悲剧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7月第1版；邱紫华将之归结为“正好表现了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中的‘阿Q’式思维方式存在的普遍性”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2版云云，此类由胡适、鲁迅流续下来的紧张似乎已经显得有

6、些不合时宜，而如苏国荣沿着王国维的说法进而解释成“喜剧的乐天”“团圆之趣”者也不过是同一个上位的反向观点，甚至用“人民”与“反动势力”斗争类比去分析等等。另有从证明中国古代确有悲剧的角度，对其结尾的不同情况进行层层分类的做法，如杨建文从中点出还有并未终于团圆、终于团圆但实则暗含悲痛的两种结局是确定地符合悲剧要求的。对此相对疲软的论证则如吴国钦以现实中也实际存在着“破镜重圆”“善恶终有报”的情况来肯定大团圆结局的合理性，然而现实主义的原则不等同于生活本身，符合文本提供的内在逻辑同样包含在其中，也就是说符合可然和必然便无可厚非。同样是论证中国悲剧的存在，邵曾祺认为“大团圆”是中国古典悲剧超出西

7、方悲剧理论的艺术特征，“悲剧加上‘欢乐式’的尾巴，可以相对地削弱了原来悲剧的气氛，但却不能改变悲剧的性质。”邵曾祺：《试谈古典戏曲中的悲剧》载于《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版这与尼科尔所谓悲剧的“普遍性”可参见阿•尼科尔：《西欧戏剧理论》徐士瑚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12月第一版即为悲剧氛围相一致。类似地，宋常立为元杂剧的悲剧结构区分出的“正结构”和“副结构”，当二者之间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关系时，